　　春節長假剛過，多地已傳來“用工荒”的聲音。“廣州和東莞的部分工廠因為招不到工人不得不推遲開工日期，浙江流失的工人達六成以上。企業為了招工紛紛提高工資，有的起薪已到2000元以上，但反應并不熱烈。”——半停工、工人流失、提薪，這些與“用工荒”同期出現的詞匯總是如約出現在節后的此類新聞中。

　　“用工荒”近年的日益凸顯，成因復雜，但其中不可不忽略的一個因素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訴求與用工現實之間的錯位。以這個因素考量，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擴大，“用工荒”問題將愈發嚴峻，并長時間存在。

　　錯位在何處？企業希望招收熟練工，能夠在短期內就產出效益，并吃苦耐勞；但這些特征在新生代農民工身上表現并不明顯。而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職業的定位，顯然更高：個人的發展空間、工作環境、薪酬等平等性要求都在他們的考慮之中。與他們父兄輩農民工吃苦耐勞、默默無聞的特性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用工方眼里，被打上了“心態浮躁”、“挑剔”、“耐受力低”、“不能吃苦”、“缺乏技術”等負面標簽。如何看待這些負面標簽？它們果真是一種“負面”，還是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的發展期許的合理訴求？

　　事實上，無論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如何，他們的身份在城市里的身份始終是農民工。他們與傳統農民工一樣，面臨共同的問題：工資拖欠、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障水平較低、職業健康安全保障不足、勞動權益保障問題。農民工在城市里所面臨的生活、工作狀況依舊未變。

　　據統計，我國現階段的新生代農民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總數約有8487萬人，占農民工總數的58.4%。這樣一群受教育程度、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個人發展渴求度都高于父兄輩的勞動力大軍，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所遭遇的現實并沒有改變。而他們不同于父兄輩的訴求和意識與堅硬的現實之間發生碰撞時，必然出現用工方眼里的諸多“負面”特性。去年年底，一份全國婦聯、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今天在京發布的《新生代進城務工者婚戀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六成人會因為“工資比較低”、近四成人因為“沒有發展機會”、“影響健康”等原因選擇離開原工作單位，在多個工作單位和城市間頻繁流動。在一個勞資雙方平等博弈的視角看來，這與其說是“浮躁”的負面因素，不如說是一個龐大群體所表達的向上發展、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的合理訴求。

　　社會不能用他們父兄輩對這些權益保障不足的“耐受”來要求這一代農民工，已經虧欠了他們父兄輩農民工的，不能照舊讓他們持續犧牲。如果我們仍舊以傳統農民工的“美好品德”來要求這一代農民工，所產生的不僅僅是用工荒之下凸顯的“錯位”，同時也必將承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農民工的家庭幸福和個人發展方面的負面影響，同時，矛盾積累之下，新生代農民工身上存在的不信任感等心態還可能為社會穩定產生極大的影響。

　　所以，“用工荒”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的本質是一個社會問題。8000多萬新生代農民工的合理訴求正成為一種必須嚴肅對待的命題，必須以與時俱進的方法恰當合理地解決，也期待這個問題在3月份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成為代表的熱點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