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針古稱其為燔針、焠刺、燒針、白針、煨針。將針體燒紅，然后刺入人體一定的穴位或部位，從而達到治療疾病的一種針刺方法稱之為火針療法。此法為針灸之傳統療法，臨床應用廣泛，對許多疾病治療效果良好，現將其發展論述如下。

萌芽階段

對火針的針具、刺法以及其適應癥、禁忌癥有初步的描述，認為火針的治療多局限于寒證，禁忌癥是熱證，對于經筋拘急及骨病可用火針治療。

火針在《內經》中被稱為燔針、焠刺，《靈樞。官針》云：“凡刺有九，以應九變，……九日焠刺”，《靈樞。筋經》也云：“治在燔針劫刺也”。而對于火針針具，《靈樞。九針十二原》云：“九日大針，長四寸，……大針者，尖如挺，針鋒微圓……”

在火針療法的適應癥上，《靈樞。壽夭剛柔》云：“刺寒痹者奈何？刺大人以藥熨之，刺布衣者以火焠之”。《靈樞。經筋》中云：“焠刺者，刺寒急也”，說明火針可以治療痹證、寒證。《素問。調經論篇》曰：“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骨。燔針劫刺，其下及與急者；病在骨，焯針藥熨”。《靈樞。經筋》云：“治在燔針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腧”。說明對于經筋拘急及骨病證都可以用火針治療。

《黃帝內經》對火針的針具、刺法以及其適應癥、禁忌癥都初步的描述，認為火針的治療多局限于寒證，禁忌癥是熱證，說明當時火針的應用并未得到較全面的推廣，只是萌芽階段。

發展階段

漢晉唐宋時期，有關火針的論述已打破了《黃帝內經》的范圍，對火針的刺法，適應癥及禁忌癥均有擴張，特別是火針已推薦用于內外科等各種疾患，但其未形成比較完善的理論基礎，處于百家爭鳴的發展階段。

至漢代，火針的使用已漸廣泛。張仲景的《傷寒論》中稱其為“燒針”，其論述不僅擴大了火針的主治范圍，用火針治療傷寒表證，而且補充了《內經》中關于禁忌癥的內容，提出了火針誤治后的處理以及火針治療后的處理。《傷寒論》對誤用火針后的變證提出了補救的措施，如“傷寒脈浮，醫者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等。此外《傷寒論》還指出，火針治療后針孔護理不當，感受外邪，則可并發奔豚。其曰：“燒針另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

而晉代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強調火針的適應癥為寒證和痹證，并且肯定了“焠刺”是刺法之一。同時，也提出火針治病必須考慮體制因素，其云：“故用針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陳延之的《小品方》則最早提出了“火針”的名稱，記載了火針可治療附骨疽并首次提出眼科疾病也可以用火針治療。

從以上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火針的適應癥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突破《黃帝內經》的范圍。而在唐宋時期，其治療范圍不只局限于痹證、經筋、骨病的治療，而已擴大到內科、外科、眼科、五官科以及急癥的治療；同時，火針的選穴、操作、禁忌等問題均已提出，并有了火針治療的醫案記載。

唐。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將火針稱之為“白針”，首先將“火針”應用于外科，治療瘡瘍癰疽、瘰疬痰核和出血等疾患。同時也可用于內科黃疸、風眩疾患，其曰：“俠人中穴火針，治馬黃疽疫通身并黃，語音已不轉者”，《千金要方。風眩》卷十四日：“夫風眩之病……困急時但度灸穴，使火針針之，無不瘥者，初得，針竟便灸，最良”。此外，孫思邈對“火針”的禁忌穴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確規定腹部的“巨闕，太倉，上、下管等及諸小弱者，勿用火針”。并且說明火針在操作過程要熱，在《千金要方。用針略例》卷二十九日：“以油火燒之，務在猛熱，不熱，則與人有損也”。

宋代以后，火針已經廣泛用于治療內臟疾患。王執中在《針灸資生經》中記載了如火針治療腹痛、哮喘、腰痛等病例。在治療五官疾病方面，《圣濟總錄。鉤割針鐮》卷一百一十三日：“凡目生頑翳者，可用火燒銅針輕點，傳波斯國銀礦名悉蘭脂，點之不痛，勿用別法。”

《太平圣惠方》卷第六十一則對癰疽用火針或不用火針的證型進行了分析，認為“夫癰疽者，頭少腫處多出膿。不快者宜針烙”，其也首次提出小兒無辜疳用火針治療的方法：“燒針似火色，看核子大小，作一紙環子束定，無辜仍須捏定，以針當中烙之，可深二豆許，即貼沉香膏”。

漢晉唐宋時期，有關火針的論述已打破了《黃帝內經》的范圍，對火針的刺法，適應癥及禁忌癥均有擴張，特別是火針已推薦用于內外科等各種疾患，但其未形成比較完善的理論基礎，處于百家爭鳴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