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百年中醫沉浮錄”透過百年煙云，直指當下。

　　晚清和民國的百年風云，是中國社會變動極為劇烈的時期，也是中醫藥最為曲折發展的時期。時代大潮中的中醫生們，也在適應社會的變化，探尋新的路向。

　　傳統中醫眾生相

　　傳統中醫，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國廣州日報》，曾描述了廣州中醫的眾生相。

　　醫生之中，有一類被稱為“大轎醫生”。“醫生而曰大轎，殆指大乘常班轎之行時醫生也。三名轎伕，喝道而馳，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后出轎，診金有潤例可查。早晚出轎，診金加倍。此大轎醫生之常例也。”這一類都是名氣較大的中醫，有時又叫“叮當先生”（人拉車的鈴聲）。

　　另一類被稱為“黃綠醫生”，這是庸醫的代稱。“何謂黃綠？或曰黃黃綠綠，不成正色之謂也。然歟否歟，總之所謂黃綠醫生，乃指庸醫而言。”“黃綠醫生之壞處，是在不學無術。或因家傳而未得要領，或僅一知半解，便貿然掛牌。……諺有曰：”識癥唔識藥，十醫九唔著；識藥唔識癥，十醫九唔應。‘其為黃綠醫生之謂也歟！“

　　除此之外又有“柜桶醫生”，“出身藥店之司藥，或閑居略讀藥性賦之流，治病皆從口給，用藥亂雜無倫”，“千癥萬癥，不外株守通方數條”，屬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之一類。

　　醫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醫生，頗負時譽。每晨踵門求診者，座為之滿。日上三竿，某醫生猶作元龍高臥。弗許人驚寢。既起矣，浣而臉，漱而口，畢，吸煙袋，吃茶點，復與家人談笑一頓，始出而診脈。”

　　有的醫生脾氣很大，“切脈之下，只用簡單的告以病癥，隨即訂方。如病者有疑問，即表示討厭，甚或慍色厲聲。嘗聞有病者問某醫生曰：粥可食否？某醫生即厲聲曰：汝以為可食，不必問醫生！”

　　報刊偏好登載的，往往是負面新聞。但舊式中醫確有許多不良習慣。1936年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曾說：“今國醫界有新舊之分……舊派大都富于經驗，法術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時始起床。病家請診，輒喜遲到，不喜清潔，隨地吐痰，穿件污長衫，拿根長煙桿，高傲自得。此種行為，雖法術高明，恐亦難合于今日之潮流而生存。”中醫，需要有新的職業意識和社會形象。

　　“新中醫”的養成

　　新式中醫的締造，是以新式的中醫學校教育與醫院執業機構為陣地的。

　　學校教育，不但培養學生系統的醫學知識，也灌輸著進步的時代精神。投身于中醫學校的青年，有著明確的職業理想，不同于僅為謀生的庸俗醫生。正像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學生會刊物發刊詞所說：

　　“于這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生存競爭的末日，互助生存的開始時代，那的科學，我們不可以去學習，而偏來學習這枯燥無味及預備去做賣技的困苦將來生活呢？習醫不要緊，我們何苦來故紙堆里習人所唾棄的中醫而不習西醫呢？我們自信不錯！中醫有中醫的價值，西醫有西醫的價值，這是事實上給我們知道的。我們承認醫學是世界人類共有的科學……立個志愿，先習中醫而容納西醫，以求中西醫得有一日中和，建設完全公共的醫術。”

　　在時代的變化面前，青年中醫們也接受了新的業務規則，尤其是醫院制度的約束。中醫醫院建立之始，就參照著近代西方醫院的模式進行管理。像廣州較早的慈善醫院城西方便醫院，設有中醫留醫部，其《醫生條例》規定：

　　“醫生必須日夜常住院間，或因事告假須聲明鐘點，征求醫務主任同意并報告干事長同時登記考勤簿內，以備考查。在告假中應將醫務交托同事二人以上代理，不得全數離院。”

　　“病人到院，無早夜，即由當值醫生立加診視，隨即發藥，不得藉辭稽延。”

　　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對在學校贈醫處實習的學生有這樣的要求：

　　“實習生應穿制服，佩襟章，以昭莊重而免混淆。”

　　“在贈醫室中，容貌當端正，言論常審慎，毋吸煙，毋嬉笑，毋耳語，以重人格。”

　　這種“穿制服”、守紀律的中醫，在形象上較諸前述開業中醫之散漫，自是截然不同。正像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畢業生曾雨亭所說：“我們雖然經過了五年的苦學，兩載的臨床，我們相信自已的功夫卻不劣，但是社會上對于我們所學卻不曾有深刻的認識。還以為我們仍是老朽中醫時代的中醫，而不知我們卻已站在時代之前，做一個未來的新國醫。”

　　中西醫兼用的實踐

　　新式中醫最大的特點，還是他們對中西醫學的兼收并蓄。務實的廣東中醫，沒有在中醫如何“科學化”的理論難題前困擾不前，而是大膽在臨床中實踐試驗。

　　1946年，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畢業的梁乃津創辦了《新中醫》雜志，其“代發刊詞”指出：“今日的中醫中藥，還是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舊的將去未去，新的欲來未來。十多年來盡管高呼著中醫藥科學化，事實上多限于書本上的理論，另一方面，也不過拿幾味中藥來研究化驗，置配合作用的方劑意義于似有似無之間。很顯然，這只是片面的科學化。……中西醫的鬧爭已經數十年，為害不為不深，現在夠了，該馬上團結起來，并肩向遠大的世界醫藥前途邁進！”

　　這樣的思想，在中醫界早有實踐。著名醫家張錫純的《醫學衷中參西錄》，在近代風行一時，影響巨大。曾出任香港東華醫院第一任中醫長盧覺愚，臨床上中西并用，“選方辨證，悉遵古法，而證以西說；論病釋理，多采西學，而參以經驗”。他提出中醫“以其固有之特長，補充新學識，人材鼎盛，自必后來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醫”。“新中醫”的內涵是：“所謂新中醫，必以國學為經，西學為緯，擇善而從，權操自我。”這正是“新中醫”既區別于傳統中醫，又不同于西醫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醫的共存已成為社會事實。以大多數人的立場來看，中西醫學各有所長，因此所謂要廢止某一方的言論確屬荒謬。但是那特定的情勢中，卻有許許多多的知識精英、社會要人紛紛卷入其中，一波波的沖擊使得近代中醫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醫自我革新之路蹇澀難行。此種情形下闖出來的“新中醫”，精神風貌與進步意識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在學術上中西醫如何才能從“兼用”達至真正的“結合”？這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難題。對“新中醫”模式的探索，已經從20世紀延續到了21世紀，將來恐怕還要摸索相當長的時間。但首先必須保證中醫的發展空間，才有可能為未來的醫學科學作出更重大貢獻。這或許是近代中醫風云留給后人最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