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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熱點：能官犯事兒“折射出什么

    8月13日的《人民日報。華東新聞》一版，有一組關于“下跪市長”的報道值得注意。在報道中記者通過采訪有關熟悉李信的當地人士，回顧了李信落馬前的主要狀況，從“一個‘好學上進’的拖拉機廠工人”，“一個‘勇于開拓’的機械設計院院長”和“一個‘立下汗馬功勞’的高新區管委會主任”三個方面進行了概括性介紹，并得出一個結論，李信在成為“罪囚”前是一位“能人”、“能官”。在通訊報道的旁邊，又配發了一篇記者采訪手記，直截了當的提出一個問題：為何“能官”更容易“犯事兒”？

    這幾年出了一些“一手搞發展，一手搞腐敗”的所謂“兩搞干部”，在他們事發后，許多人不去深挖導致腐敗的制度性根源，反而時常要惋惜一番。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呢？要說“能”，我覺得已經伏法的河北省國稅局長李真最能，20多歲利用當秘書的身份就把河北省的高官玩于鼓掌之中，30出頭就官居要職，試問當今政壇有幾人有此能耐？但是，現在評價他們的能耐有什么意義。不管有多能，只要能力沒有用在清清廉廉的為人民謀利益、謀幸福上，就已經辜負了人民賦予的權力，就已經違背了黨的執政宗旨，就已經成為了人民的罪人。但是，有許多人并沒有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在“能官犯事”的背后，是一種人治強權的思維在作怪。被這種思維所推崇的所謂“能人”，大多數都有敢于違法行政、越權行政、違規行政、暴力行政的所謂“魄力”，正是這種“魄力”更加強化了人治化而非法律化的官場環境，使許多官員在成為權力執行者的同時也成為權力的絕對擁有者。有許多歷史經驗證明：權力的絕對擁有者，不可避免的都會成為權力的腐敗者。

    “能人”執政并不是一種好現象，“下跪市長”的人生兩面性也決不是個別。人都是復雜的，都是有私欲和私利的，任何從政者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如果用權不守規矩、不受監督，修養再好的為官者都有可能釋放出內心貪婪的一面。在一個法治政府里，被人民選舉到各級崗位上的權力執行人，只有稱職和不稱職、守法和不守法的區別，何來超人的“能官”一說。

    在李信的身上，我們看到，建設一個法治政府的任務，還很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