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考試培訓網

    有統計表明，壟斷行業的國企職工和一般行業的人員平均收入最高相差10倍，即便如此，壟斷行業的國企職工并不滿意，因為他們高管的薪酬是普通員工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不止。按媒體公開數據，2007年中國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的稅前薪酬超過了4000萬元。中國銀行前三名高管2007年薪酬總額為1672萬元。2007年十強高管富豪平均年薪達2658萬元，可能因為影響過大吧，2008年十強高管富豪的平均年薪銳減至1000萬元。相比之下，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僅為29229元，大幅降薪62％后前十強高管富豪的平均薪水仍然是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340余倍，也就是說一位高管一天的報酬幾乎夠一個普通員工不吃不喝干一年的了。

    深圳某醫藥行業的國企高管告訴記者，“我的薪酬大約60萬元左右，比普通職工確實要高，但在深圳，有些高管薪酬高達幾百萬元。和他們相比，我的薪酬是較低，但和西部地區的某些國企高管相比，我要比他們高”。

    在北京市國有機械公司任部門經理的王先生透露，目前自己的年薪是15萬元左右，普通職工的年薪也可達到8萬多。“15萬元的工資不低啊，你對自己的工資滿意嗎？和其他行業比起來，你覺得自己的薪酬如何呢？”記者問。“還算滿意吧。但你知道移動、聯通、中石油等公司比我們高多了！”王回答。

    當前，壟斷部門和國有大企業職工的高收入，被人們詬病，也是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因素之一。國有企業利潤來源主要依靠壟斷地位和壟斷價格，這些資源，原本是全民所有，理應由全民共享，這也是國有經濟存在的前提之一。可是，以央企為例，龐大的利潤，由企業自行支配，或者用于投資，如做“地王”，或者用于本企業職工的福利。國企利潤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己的狀況普遍。央企的紅利，應該盡數到賬。央企的收支，應納入專門預算管理。央企高管的收入，不能明顯高于同級公務員，因為央企高管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企業家，而仍舊是官員。

    2010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實行投資主體和產權多元化。”這無疑為我們指明了壟斷行業改革的方向，相信在不久的未來，在保證壟斷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的前提下，壟斷行業薪酬過高的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

    3.30多年來，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回過頭看，“效率優先”，我們成績十分出色，而另一個目標“公平”，卻越來越遠離了我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適度均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提高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因為經濟學的常識是，邊際消費傾向是遞減的，也就是隨著收入的增加，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越來越低，而用于儲蓄的比例逐漸提高。儲蓄如果不能順利轉化為投資，就造成產品的過剩和失業。如果資本市場不發達，儲蓄越多，經濟發展就會越慢。所以，不但社會公眾對收入差距的忍耐是有底線的，經濟增長要求的收入差距也是有一定底線的。對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收入懸殊的危害更大。因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將造成龐大的貧困階層。所以，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對于中國來說，不是未雨綢繆，而是勢在必行。

    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迅速增長后，農民的收入迄今一直徘徊不前，雖然有數千萬農民工進了城，找到了“第二職業”，但收入微薄，待遇不公，經不住任何風吹草動。而國內外的經驗都證明，提高農民收入，僅靠市場機制完全不夠。胡錦濤總書記新年伊始考察河北農村時，就特別強調，一定要解決“農民收入徘徊的局面”。除了繼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清理各種對農民的收費和亂收費外，放開農民進城條件，甚至取消任何限制條件，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更重要、更根本的措施。說到底，城市化，也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經濟增長最扎實的基礎之一。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縮小，反而有所擴大，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實際上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反映。農民從事的產業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農民收入低是傳統農業的產物。城鎮居民從事的產業，是現代制造業、信息業和服務業。現代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職工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因此，把傳統產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或是將傳統產業中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現代產業中去，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現代產業的速度不理想，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中央已經發現了這些問題，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已經對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