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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鏈接」

    2012年6月以來，重慶多條線路的公交車身上出現了“重慶42℃，利川24℃”“我靠重慶，涼城利川”“熱！到利川涼快去！”等廣告語，以此推介利川旅游資源。利川市旅游局局長孫福民隨后表示，不論廣告效果如何，利川“涼城”被大家記住了。

    言語上的輿論風暴，當然不是自“一座叫春的城市”開始，更不會到“我靠重慶”終結。近日，武漢市民劉先生稱：“恩施景區號稱要為市民頒發‘涼民證’，創意是諧音于日軍侵略時所發的‘良民證’，傷害民族感情！”恩施旅游局表示，這是廣告公司所為，與旅游局無關。

    兩個廣告都引發了爭議。前者是因為“我靠”包含著國人皆知的低俗；而“涼民證”戲謔的對象“良民證”，則包含著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中國人民的屈辱和慘痛。

    「標準表述」

    [觀點分析]

    “我靠重慶”是不是最牛的車身廣告，本身并沒有多大意義，相反，其延伸含義才是關注的重點。結合此前的“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宣傳語，可以說，“我靠重慶”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誘因和群體心理作為支撐，其中又夾雜著對輿論學、公眾行為的巧妙掌控。

    “我靠重慶”的風波未平，“涼民證”的炒作又起。從字面意義看，無論是“我靠”還是“涼民”都無可非議。然而出現在商業廣告中的這些字眼卻遠遠超出了文本意義，而異化為一種“生搬硬套”的“諧音挑逗”——盡管有關方面再三喊冤抱屈，卻也難以擺脫惡俗炒作的嫌疑。

    商業社會，炒作促銷難以避免；商家逐利，本來無可厚非。但對于商業而言，除了盈利的經濟責任之外，還應有相應的社會責任——廣告促銷不僅不能觸犯法律法規，還要遵從公序良俗，這是基本的要求。而切入現實的語境，我們卻無奈地發現，炒作早已沒了節制和尺度——“泄停封”、“金喜膳”、“中央一套”……只要能招來眼球并產生“圍觀效應”，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如果說“我靠重慶”式的炒作是一種不靠譜的“小聰明”，反襯出的是發展的急功近利和心態的淺薄浮躁，帶有一定的“娛樂性”色彩；那么，“涼民證”則是以歷史的悲劇和民族的痛點作為嘩眾取寵的道具，已經無法用羞恥和惡俗來形容，直接就突破了最后的恥感紅線，是道德、商業倫理和社會責任的淪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