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生踴躍報名爭當“村官” 接受挑戰

　　上海是從2006年開始連續5年招募應屆高校畢業生到崇明、奉賢、金山、南匯、青浦等5個遠郊區縣和松江、嘉定、寶山、閔行、浦東等5個城郊結合地區的鄉鎮及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簡稱“三支一扶”）工作。目前，正在從事“三支一扶”的大學生共683人，人數最多的是崇明縣，有130人。

　　前不久新華社報道：黨中央作出重大決策，選聘10萬高校畢業生當“村官”，計劃從2008年開始，在全國范圍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

　　大學生“村官”，將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名詞。

　　而他們，為何而來？

　　聽大學生“村官”們自個兒說

　　“老生產隊長找我談心，說他們那時候都是帶頭挑泥種地的，工作就靠一雙手干出來。讓我好好干，扎根農村。我很認同也很感動。”

　　———朱平 崇明縣港西鎮雙津村村委會的平房院落里，“文明村”“先進村”“衛生村”的牌匾引人注目。在村主任助理辦公室，朱平剛送走一位村民。這位低調的小伙子告訴記者，他就是本村人，2006年本就想回崇明工作的他畢業時幸運地恰逢“三支一扶”第一年。朱平笑說：“平時住家，走路3分鐘上班。”

　　“朱平給我們村帶來了活力，最大變化是村委會能用電腦了。”村主任陸雪平說。在這個年村集體經濟30萬元左右、原先4位村干部年均50歲以上、文化水平不高的村里，朱平一項重要工作便是把1380戶村民資料入電腦庫，將村各項工作整理存檔。新農村建設需要進行房屋改建，朱平拿著相機，將每戶改造前后的房屋面貌都拍下來，尺寸記下來，存檔打印，既展示新舊對比，又利于解決爭議性補貼。這項創造性工作得到鎮里高度評價，并在全鎮推廣。村里新添了數字電影、IPTV、遠程教育等設備，都是朱平學會使用后組織村民觀看。如今的朱平也能獨立做調解說服工作。在去年開始的村改廁（室外糞坑改室內馬桶）重頭工程中，朱平肩挑大梁，歷時近1年，90%的村民家已完成改廁。朱平很欣慰：“瑣碎繁雜，卻有成就感。”

　　去年7月，朱平已被正式列為村級后備干部。“小伙子樸實，講話有水平又不‘沖’。”村民秦品仁說。

　　越來越多的“朱平”將踏上崇明的土地。2006年，在崇明縣從事“三支一扶” 的34名大學生中，當“村官”的只有朱平一個。今年，崇明縣提供的“村官”崗位將達100個。

　　“‘村官’兩年，學了三課。一是語言關，二是不厭其煩，三是工作主動。”

　　———容耀 在上海交大2008年“三支一扶”座談會上，記者見到了南匯區康橋鎮火箭村村支書助理容耀。個頭不高、皮膚黝黑的小伙子談起自己的經驗，一本正經地說：“笑得燦爛，是融入當地環境的第一步。”

　　2006年8月，容耀開始了村支書助理生涯。“在辦公室里，我的位子背對門口，村領導或村民有事進來，都是先聞其聲！”對于出生在云南的容耀來說，要辨認出來者的語音與語義，是最先遇到的難題。“上海各郊區和市區方言有差別，比如說上海市區管車子叫‘cu子’，在南匯稱‘cuo子’，村委例會時，我聽得云里霧里。”

　　成為室內情景喜劇《老娘舅》忠實觀眾的容耀，堅持看了一年多，能聽懂80%—90%，平時也不怕“出丑”，跟著村干部學說南匯話，盡管現在說的還有些“夾生”，但聽懂已經沒問題。

　　第二課“不厭其煩”，“開始常碰到這樣的事，今天剛講，明天照舊……這很能鍛煉一個人的韌性。沒歷練，不行。”

　　第三課，主動。“盡管大家把大學生當成寶，但不主動要‘任務’，不可能做好事情。”他從倒水、接待等基礎小事做起，對不懂電腦的同事手把手教。在容耀和負責文體的村干部共同建議下，今年5月將建村文化活動中心，供村民和外來務工人員用。

　　“選擇‘三支一扶’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容耀說，“我做了正確的選擇！”

　　“最大感觸是要跟村民們培養感情。他們教會我很多東西，也讓我感到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

　　———陳聰 征兵、動遷、社團，做村主任助理一年，陳聰接觸的工作不下七八種，“現在感覺是個全能人才了。”

　　“動遷工作最辛苦”，陳聰說。一次，艱難的談判進行了好幾個小時，最后等陳聰收起記錄本準備離開時，動遷戶突然搶過本子，撕成了碎片。“當時真是氣極了，后來村主任告訴我，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也不能跟村民們沖突。”

　　村上還有一對夫妻，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到動遷時才發現，原來兩人還沒領過結婚證。動遷房下只有一個人的戶口，老實巴交的村民急得團團轉。而陳聰知道，這種“事實婚姻”也是受法律保護的。收集證據、爭取權益，華政畢業的他每一個步驟都得心應手，終于成功使這對夫妻享受到動遷安置政策，又補辦了結婚手續。老兩口高興地說：“這位年輕的小領導是我們的媒人！”

　　當上“村官”后，陳聰順利通過了全國司法考試，當自己與曾夢寐以求的高薪崗位越來越近時，他卻猶豫了。律師面試那天，他放棄了，最終還是選擇了留在塘灣村。“那里有村民們對我的期望，還有屬于我的一張辦公桌。”陳聰說。

　　爭當“村官”，接受挑戰

　　陳聰，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去年成了閔行區吳涇鎮塘灣村的一名小“村官”。

　　3月26日下午，當他回到母校，好奇的學弟學妹們用一連串的問題將他團團圍住。這間可容納百余人的階梯教室座無虛席，“支扶學子母校行”活動正火熱進行。“三支一扶”對于大學生們來說并不陌生，“新農村”對于他們意味著好奇與激情。

　　“農村更能鍛煉人，這樣的機會很難得。”商學院的小張同學說。來之前，他已經在網上報了名。而僅當天上午，華政就有60多名畢業生在網上報名參加“三支一扶”。小張是優等生，起初在幾個工作機會間舉棋不定，當“三支一扶”開始報名，他毫不猶豫做了決定。“筆試、面試、政審，‘村官’也不是那么容易當的，但我有信心接受挑戰！”

　　逐漸地，教室兩旁的通道上也站滿了人。家住閘北區的黃娟今年剛讀大三，對就業還沒多少認識，先對“三支一扶”產生了濃厚興趣。“我覺得自己各方面都不成熟，畢業后如果能到基層鍛煉兩年挺好的。”她說。

　　“今年，上海市‘三支一扶’計劃將農村、尤其是集體經濟相對困難村作為輸送青年人才的重點，其中有的村甚至連條像樣的石板路也沒有……”市“三支一扶”辦工作人員正在臺上宣講政策，安靜的教室里發出了一陣討論聲。剛進教室的小蔣正廣投簡歷，了解行情：“參加‘三支一扶’，每月生活補貼1790元，第一年政府獎勵7000元，第二年獎勵12000元，另有交通補貼等，待遇不差。”

　　今年在6家高校舉行的“支扶學子母校行”活動，場場火爆。上師大學工部副部長周建平說，“三支一扶”報名人數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與大學生面臨的就業壓力不無關系。此外，參加“三支一扶”的大學生可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也是一大吸引力。但他提醒，從事“三支一扶”的大學生應該有對這項事業的深入了解和長遠規劃，有服務意識，對農村的艱苦條件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不可盲目應征。此外，“三支一扶”服務期滿后，大學生依然要“進入市場、自主擇業”，當“村官”不意味著捧上了“鐵飯碗”。

　　培養“村官”，循序漸進

　　“培養‘村官’，是今年上海‘三支一扶’的工作重點。”市“三支一扶”辦相關負責人說。

　　記者獲悉，今年“三支一扶”工作有三個變化：一是從當初引導大學生面向基層就業，到2007年加大吸納力度，逐漸轉化為今年“三支一扶”正式被納入培養基層黨政后備干部的范疇；二是崗位分布的調整，今年向社會招募“三支一扶”大學生的567個崗位中，有359名村支書（主任）助理，占全部崗位數的63.3%。兩年內，本市集體經濟相對困難村有望實現“一村一名大學生”；三是“三支一扶”大學生兩年服務期滿后，后續政策導向有所變化，核心是鼓勵大學生留在基層，此外，享受區縣事業單位優先錄用、公務員優先招錄、優先辦理上海市戶籍和《上海市居住證》、報考研究生等優惠政策。

　　據調查，很多學生表示有意愿扎根基層。在2006年首批220位支扶大學生擇業意向中，有181人愿留在基層工作，占82%。其中，愿留在現支扶單位的有95人；愿留在支扶鄉鎮的有26人；愿留在本區縣其他單位的21人；愿意報考鄉鎮公務員的有39人。

　　其實，選拔大學生“村官”在上海早已不是新聞。1999年奉賢縣委組織部向社會公開招聘了80名有志于農村工作、高中學歷以上的有志青年到村任職，受到百姓普遍歡迎。

　　“培養‘村官’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需要逐步使大學生在帶教老師的指導下增強處理農村基層復雜工作的能力；通過有組織的新老支扶大學生的互動和經驗傳授，使新一批大學生成為農村基層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積極建立和完善將優秀‘三支一扶’大學生納入后備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還鼓勵他們調研，將自己的農村工作實踐和理論相結合。我們一直在思索，如何培養干部，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市“三支一扶”辦相關負責人說。

　　教育專家熊丙奇認為，這也是政府引導大學生多元就業的一種方法，同時解決農村地區缺乏人才的問題；而學生需做科學而長遠的職業生涯規劃，倘若只看重政策的優惠，這樣的村官做不好，當地政府也要把大學生看作是重要的人力資源，注重長期的培養、開發和管理，才能形成整體規劃，產生示范效應，推動工程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