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如何才能受到全社會的重視

2000年第5期《中國翻譯》曾以首篇地位刊載了李景端先生的《當前翻譯工作的問題和呼吁》一文，列舉了我國翻譯界當前面臨的四大問題，讀之令人既扼腕嘆息又擎節稱賞。李文所提的四個問題中，第一個，也即首要的問題是：全社會還沒有真正認識翻譯的重要性，因此翻譯工作和翻譯工作者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在地位、待遇、人才培養、知識產權保護、歸口管理等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這是一個事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問題。2001年第4期以首篇地位刊出的謝天振先生大作《國內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誤區》(以下簡稱謝文)，在列舉了三大誤區之后的結論中有這樣一段話：

“國內翻譯界，一方面抱怨翻譯地位低，不受重視，但另一方面，卻又總是輕視翻譯研究，更輕視對翻譯理論的研究。殊不知，只有通過真正學術層面上的翻譯研究，通過嚴謹的理論層面上的闡發，翻譯的性質才能被人們真正認識和理解，也只有這樣，翻譯才能得到人們充分的重視，并獲得它應有的地位。”

謝文的這一結論來自作者指出的國內翻譯界所陷入的三大“誤區”。這些“誤區”是否存在呢?

謝文說：“第一個誤區是把對‘怎么譯’的研究誤認為是翻譯研究的全部”。但接下去卻又說“怎么譯”的問題“對西方來說，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已經基本解決了，對我們中國而言，至遲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決。”既然如此，這個“誤區”在“國內翻譯界”應該已不存在，至少已非主流。而且就我所看到的不多的翻譯研究文獻而言，“國內翻譯界”也早已有許多學者“跳出狹隘的單純的語言轉換層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從廣闊的文化層面上去審視翻譯，去研究翻譯。”因此，我覺得“國內翻譯界”還存在這第一個“誤區”的說法似有無的放矢之嫌。

謝文又指出：“第二個誤區是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片面強調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總認為只有自身翻譯實踐過硬的人才有資格談翻譯理論，否則就免開尊口”—這樣的態度當然是不對的。“把翻譯理論僅僅理解為對‘怎么譯’的探討……”這樣的看法當然也是片面膚淺的。但是把理論和實踐隔離開來，不重視理論的實踐意義，同樣是片面的，或者甚至于可以說是有害的。實際上謝文也說翻譯理論有“指導實踐”與“認識實踐”兩種功能，不論哪一種功能均與“實踐”不可分，因此，一般說來，強調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我想是沒有錯的，稱之為“誤區”，我很難想得通。

謝文說的第三個“誤區”是：“在談到翻譯理論或翻譯學習時，習慣強調‘中國特色’或‘自成體系’，從而忽視了理論的共通性。”

早在1986年中國譯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姜椿芳會長就提出：“在探討翻譯理論方面，我們既要認真吸取國外各個學派的精華，更要創立自己的學說。我們翻譯界的先驅和前輩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也要在其基礎上前進和發展。”(《中國翻譯》1986：4)我覺得，“國內翻譯界”這10多年來總的來說是遵循這一“繼承，融合，創立，發展”方針的。許鈞教授在《切實加強譯學研究和翻譯學科建設》一文中寫道：“我一直主張應該促進中外譯論的交流，而不應該相互隔絕，相互排斥。 應該看到，近5年來在中外譯論交流方面，中國翻譯理論界采取的是一種十分積極的姿態，也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中國翻譯》2001：1)因此，我認為，就整個“國內翻譯界”而言，并不存在這第三個“誤區”。有學者主張我國譯論“自成體系”或“有中國特色”，但這不等于主張拒絕一切外國研究成果。 我們現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我們對外開放，廣泛吸收國外一切于我有益有用的東西，為什么就不能說“建立中國特色的翻譯學”?其“后果”又何至于嚴重到“強化了民族偏見”?

我無意(也無此學力)對謝文作全面的分析評價，謝文主張重視翻譯理論的研究，有許多精辟的論點，有些分析相當深刻，這是我完全贊成和欽佩的。在學術上不同觀點的存在和爭論也是正常的，是好事。但我確實不同意他文末的結論：翻譯不受重視乃由于“國內翻譯界”輕視翻譯理論研究的緣故。國際翻譯界幾十年來在翻譯理論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謝文對此備極推崇)，是否西方社會已普遍對翻譯工作有了足夠的重視呢?我看到過的一份材料說，全世界各國翻譯稿酬低于創作仍是普遍現象，只有歐洲一個文化發達的小國例外。 可見謝文的結論是缺乏根據的，是脫離實際的。

我認為翻譯在全社會尚未獲得應有的重視，根本原因還在于翻譯工作的重要性和艱巨性，特別是在我國當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中的重要作用，尚未為全社會所認識。所以“國內翻譯界”要受到全社會的重視，解決李文中列舉的四方面的問題，只有靠自己的團結和努力，靠自己的具體行動。翻譯工作者，翻譯家，中國譯協及各地翻譯團體要走出象牙之塔，投身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潮，使全社會都看到翻譯和雙語工作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極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當前我們如果在“入世”和“奧運”這兩件大事上有所作為，全社會就會立即感覺到我們翻譯工作者這一重要群體的存在。假使譯協會同有關院校和研究機構，在各地掀起一場群眾性的糾正和消滅“洋涇浜”外文和學習實用外語的運動，通過傳媒的宣傳，必能起很大效應。假使譯協會同外經貿部，外文局等有關單位，編印一系列有關“入世”及為外商準備的中外文對照的資訊材料，那也一定會受到全社會的歡迎。翻譯界能夠和應該做的其他事情還有很多。

在翻譯界內部，我們必須自重自律，抵制學術腐敗，開展自我批評。最近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揭露在翻譯作品中出現的一些抄襲剽竊，粗制濫造，誤譯亂譯，質量低劣的現象，(對外宣傳的外語工作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請參閱《中國翻譯》2000年第6期愛潑斯坦等著《呼吁重視對外宣傳中的外語工作》一文)，應該引起翻譯界的嚴重關切并商討改進的措施和辦法。國內翻譯界既努力為國家改革開放作貢獻，又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水平，必能使翻譯和翻譯工作者逐步為全社會所理解、認識、尊重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