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天然屬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可以因此忽視自身承載的社會責任；管理社會公共事務賦予職能部門諸多權力,但“權為民所用”的過程中要接受法定義務和責任倫理的雙重約束；每個公民原則上都享有思想和行動自由,但自由的前提是公民能夠擔負起應有的責任,不能違規違法,遵守公序良俗。社會最終走向何方,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將社會責任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盡管我國《公司法》中明確提出了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實施細節,這些籠統表述充其量只起到了宣示性作用。一個最直觀的例證,是中國社科院上周發布的2011年《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該報告顯示,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百強的社會責任發展水平的平均得分僅為19.7分,有三分之二的企業處于“旁觀”狀態,超過八成的A股上市企業發布的社會責任報告不及格。

　　雖然諸如此類的報告一直都飽受權威性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份藍皮書對當前中國企業宏觀形式的判斷基本準確。目前,不少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確實還很薄弱,有的企業生產的產品時不時被曝出質量和安全問題,有的企業因沒有善待雇員而被貼上“血汗工廠”標簽,有的企業則憑借壟斷地位肆意地欺行霸市,還有一些企業為了謀利而置消費者的健康安全于不顧……所有這些不負責任的表現,都嚴重影響著“中國制造”的形象。

　　上周四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周年紀念日,這十年間的商業環境和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也為企業生存與發展提出新的挑戰。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企業僅僅片面追求經濟利潤增長,忽視企業自身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必然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經營、發展壯大。

　　當然,我們在對企業嚴格要求的同時,也要強調職能部門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義務。從某種意義上講,職能部門應為全社會做出表率,時刻將責任意識掛在心間。上周,鐵道部決定今后每列火車至少預留5張殘疾人專用車票、在靠近車廂門和廁所的區域設置殘疾人專座的舉措,就贏得不少好評。這些改進舉措,不僅彰顯了鐵路部門對殘疾人群體的人性關懷,更體現了相關職能部門和鐵路運輸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姿態。

　　說完企業和職能部門的社會責任,再看看上周的一位公眾人物——剛結束六個月拘役的音樂人高曉松。這位頗有家庭背景和強大人脈網絡的醉駕者,不拼關系不拼爹,老老實實地在看守所里待了184天,即便刑滿釋放之后仍再次通過媒體向公眾誠摯致歉。

　　我們對公眾人物往往有著高于常人的期待,因為這些人自身擁有的社會資源和話語權對社會價值觀有很大影響。這種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他們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成為積極的行為示范。高曉松知錯就改,出獄后出言謙遜、滿懷歉意,就是負責任的表現。

　　常將責任記心間,讓責任意識成為規范我們言行的一道緊箍咒,才能讓企業、政府部門和個人都盡可能地在前行的路上不偏離航向、不走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