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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一張交警搶奪記者攝像機的視頻截圖傳遍網絡。山西嵐縣的這位交警在沒有罰款理由、沒有收據和罰單的情況下，收取貨車司機50塊錢才予以放行。在看到拍攝的央視記者后，要求停止拍攝，拉扯中記者的攝像器材被損壞。

　　交警的職責，應是維護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公民交通權。無論是罰款還是其他處罰方式，都只是手段。如果為了罰款而罰款，無疑是本末倒置。

　　也正是因為交警被賦予了交通管理的職責，所以他們與司機相比，處于強勢地位，因而有了“刁難權”。如果不“打點打點”、不“表示表示”，貨車司機長年累月跑在路上，這次沒問題，下次也難免有疏忽，總會落在交警手上。

　　有網友反映堵車嚴重的“忻黑線”上的交警，超載的罰款等都是在事后進行，對交通疏導作用不大。實際上，在很多時候，因為缺乏人手、缺乏方法，罰款幾乎成了唯一的有效管理手段。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罰款經濟愈演愈烈，甚至上行下效成為個人的“生財之道”。

　　所以，譴責個體重要，更重要的卻應是看到這種“個人行為”背后的結構性失衡。在整個交通管理體系中，司機不能僅是管理對象，而不是服務對象。如果僅被管理，那即使對處罰有意見，也可能因為對效果的懷疑、甚至是對被打壓、報復等的恐懼而不敢投訴、不愿投訴。如果有一條權力鏈條的話，他們是處于最末端。

　　另一方面，一線交警工作壓力大、待遇低，面對權力的尋租空間時，難免會有人忘記了身上制服的要求。有很多一線交警，甚至還要承擔“罰款創收”的職責。年初，媒體曝光安徽靈璧縣交警隊設罰款指標，每人每月任務至少1萬5千元；去年，江西樂平交警還推出了罰款包季、包年的“創新舉措”。這樣的罰款經濟，很大一部分是由一線交警這樣的工作人員在支撐的。

　　要管住交警的亂伸手、亂“收費”，需要的是重建交通管理中的“權力結構”，最根本的一點，是給司機“賦權”。在漫長的公路線上，僅靠媒體的監督遠遠不夠，只有給司機以統一的投訴平臺，讓他們樂于在遭遇違規執法時投訴，讓他們敢于在面對不公正對待時挺直腰桿，才能達到“全線”監督。同時，公共管理部門也需要進一步改進工作的方法和質量，尤其是在一些“暢通需求”較高的關鍵地區和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