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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11月29日在北京召開，扶貧標準的調整成為本次會議最受關注的焦點之一。溫家寶總理在會上宣布，中央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這不僅表明政府消除貧困的決心，也體現了國家實現包容性增長的信心與承諾。

　　多年來的扶貧幫困，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關注點大都集中在提高貧困標準線上。換句話說，也就是通過收入性扶貧幫困，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問題，這始終是政府的主要扶貧路徑。但從本質上講，經濟貧困的根源在于權利貧困。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權利扶貧比收入性扶貧更迫切，更為重要。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認為，貧窮從來就是一種權利現象而非資源問題，它是一個社會權利結構運轉的結果。因此，世界銀行2001年1月重新對貧困嚴格地進行了定義，認為貧困主要由以下三個特征構成：第一是缺少機會參與經濟活動；第二是在一些關系到自己命運的重要決策上沒有發言權；第三是容易受到經濟以及其他沖擊的影響，例如疾病、糧食減產、宏觀經濟蕭條等等。

　　對照這一定義，我國普通老百姓的貧困在這三方面都有體現，特別是在后兩個方面比較突出。比如，遍布全國的拆遷，被拆遷戶作為公民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再如，事關電價等民生價格的提高，公眾也幾乎沒有參與的機會。還有《工資條例》的制定，作為利益相關方的勞方，由于在這場利益博弈中嚴重缺位，最終導致《工資條例》成為“難產兒”。此外，與普通老百姓休戚與共的房價也是如此。

　　鑒于現在的貧困線只是“生存貧困線”，筆者認為，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加載一個“權利扶貧線”。今天的扶貧幫困，最為重要的是要提升貧困人口的自身發展潛力，而不只是簡單地為他們提供處于生存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惟有通過賦予貧困群體的教育權、培訓權、醫療保障權以及參與社會公共活動的話語權，使貧困人口具有一定發展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幫助他們穩定地遠離貧困的困擾。

　　當然，舒緩貧困還要改善整個社會的權利結構。比如，農民要有類似于企業的工會組織；人大、政協必須有一定比例來自基層的農民代表；像階梯電價、階梯氣價等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一定要有底層人群的參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