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5日上午，法制日報等單位發布了一份“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這是一份從法律實踐的角度，甚至可以看作對企業家犯罪進行的一種辯護，而不是從道德角度，更不是從獵奇的角度，來看待市場經濟條件下，明星企業家在法律上的走麥城。在當前，別說為犯罪的企業家做辯護，即便是為正常工作之中的企業家，進行某種企業家特殊屬性(比如是否應該有高收入，國有企業家是否應該有高激勵)的辯論都是很艱難的。

　　道理有二：其一，是道德上難以引起共鳴，尤其是如今分配多元化，導致了分配差別極大，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簡單重申“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都不容易，遑論為本來就是高收入群體企業家中的犯罪企業家辯護?

　　其二，這種辯護在中國還缺少制度依據，這源自中國作為市場經濟國家，制度建設缺乏和制度變革滯后。這種缺乏和滯后，固然有公平和效率之爭難以達成一致的內在原因，但更多卻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之快速，遠超我們對市場經濟制度的理論性理解和實踐性準備，而這是企業家之罪的系統性、體制性原因。

　　只要就國企和民企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能夠理解這種缺乏和滯后造成的惡果。比如國有企業產權界定和人力資源價值的關系，我們的微觀制度依然比較缺乏。這常常使得國有企業家的收入問題與是否貪污、是否國有資產流失發生沖突。1997年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一案就發生過劇烈的爭論。從法律講，厘定褚時健貪污是很容易的，但計算褚時健對紅塔集團的人力資源價值，卻從來沒有認真地、從可操作的角度做過。而對比褚時健，同樣是大型公眾公司的美國GE給韋爾奇的報酬，卻體現了一個偉大企業家應有的人力資源價值。

　　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依然還不能為國有企業家衡定人力資源價值。而企業無論大小，無論性質，只要不能體現企業家及其團隊的人力資源價值，就不可能是一個好企業，尤其不可能是一個在市場經過充分競爭的好企業。這一點應該是一個常識，而不需要什么爭論。因為通常不能體現企業家市場交易的人力資源價值，一些國有企業負責人基本都是官派的官僚，而不可能是企業家。有些官僚和他們的管理團隊最大的能力，不是領導企業蒸蒸日上，從而獲得合理的報酬，而是合伙利用權力進行尋租。這在上述企業家犯罪報告七大特點中位列第一。即報告撰寫者所說的——“團伙犯罪極為突出”。

　　而在報告中重點提到的民營企業家犯罪現象，是在融資環節中的犯罪，這種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中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導致民企不容易從正常的渠道獲得資金。而民間借貸，按照當前的法律，不僅不能合法化，還很容易和刑事犯罪相聯系。對此，付出代價的民營企業家太多了。

　　假如真要為犯罪企業家辯護，是罪還是非罪?是原罪還是新罪?我們需要太多重新回到民間的改革，這包括以民間的方式改造我們的國有企業，讓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真實的法制下“國民”經濟，而不是行政至上的國家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