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2月20日，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帶領工作組進駐烏坎村，持續三個月的烏坎事件，以柔性、平緩的方式告一段落。據朱明國介紹，烏坎村村民主要反映了村務不公開，村干部涉嫌貪污受賄，賣地不和村民商量，以及土地被征用后沒有提供基本社保，導致生活無著落;村民提出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但基層政府群眾觀念淡薄，工作方法簡單，對群眾反映的問題推脫敷衍，放任不管，以致釀成嚴重后果。

　　妥善處理烏坎事件，為處理類似矛盾糾紛提供了寶貴經驗，同時教訓也是十分深刻的。深入分析烏坎事件的教訓，有利于從更廣泛、宏觀的層面，全面認識轉型時期的諸多社會問題，并尋求理性的解決之道。

　　省工作組“空降”烏坎村，短短幾天就準確找到了矛盾的癥結所在，距離村民最近的基層政府，卻對村民的合理訴求淡漠忽視、久拖不決，這說明基層政府及有關工作人員，已經陷入矛盾之中難以自拔。從近年來各地發生的類似事件看，基層政府陷入征地拆遷、礦山開采、環境污染等矛盾糾紛中難以自拔，主要有兩種可能：一是基層政府直接介入到土地開發、礦山開采等經濟活動當中，難以遏制與民爭利的沖動，從而使自己的管理和執法行為失去了公正性和公信力;二是基層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員，與參與土地開發、礦山開采的企業發生不正當交易，甚而出現重大腐敗行為。無論是為了維持、鞏固與民爭利的格局，還是為了掩蓋、庇護某些工作人員的腐敗行為，基層政府都很容易與群眾的切身利益發生直接的沖突，因而難以超脫于諸多矛盾糾紛之外，難以客觀、公正地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

　　當一些地方與群眾的切身利益發生直接的沖突，形成了尖銳對立甚至激烈對抗的局面，出于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上級負責”的現實慣性，基層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緩解沖突、解決問題，而是要向上級政府證明自己處置得當，無任何過錯。一些基層政府習慣于將群眾定性為“不明真相”、“被人挑動”，以為貼上這些標簽之后，所采取的強硬處置手段就是必要的、合理的。其實，在多數情況下，群眾的合理訴求最接近真相，也最能反映真相，有意無意“不明真相”的反而是那些給群眾亂貼標簽的人。烏坎事件中，村民一度也被貼上類似的標簽，但省工作組進駐村里后，村民們對工作組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種地不交稅還有補貼，上學不交錢，共產黨很好!我們就反對村里賣地不告訴我們。”如朱明國所言，事實證明群眾是值得充分信任的，“如果早一點解決這些訴求，用得著鬧這么大的事嗎?”

　　此前《人民日報》刊發的另一篇評論指出，烏坎村村民的訴求點在利益，轉折點也在利益，基層政府最初的失誤在于，沒有正視村民合理的利益訴求，讓理性的上訪升級為過激的行動;要減少社會矛盾的觸點、降低燃點，必須解決好群眾利益問題。強調抓住群眾的利益訴求點，可謂不易之論——正視群眾的利益訴求，依法解決由群眾利益訴求產生的矛盾，是改進和完善社會管理的關鍵所在。基層政府不應直接參與并強力主導經濟活動，而應當“超脫”于地方經濟利益，回歸到為地方社會和群眾提供各種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的職能本位。政府只有居于“超脫”的位置，才能為地方經濟活動創造公平、活躍的市場環境，面對各種矛盾和糾紛，政府才能依法依規、客觀公正予以解決，才能對腐敗行為嚴懲不貸，而不至于投鼠忌器下不了手。

　　在當下社會轉型時期，群眾的民主、平等和權利意識不斷增強，維權意識和能力也不斷增強，訴求表達渠道多元，矛盾激化風險增大，因此，應當放棄以往那種封閉的、靜態的穩定思維，建立開放的、動態的穩定模式。以追求動態穩定為目標，基層政府不能給群眾亂貼標簽，忽視、壓制群眾的合理訴求，而必須承認社會發育水平不斷提高、群眾維權意識和能力不斷增強的現實，學會與群眾平等對話、積極協商，充分吸納群眾參與地方社會治理，尊重群眾的利益主體地位，依法維護群眾權益，從根本上維護社會穩定。

　　妥善處理烏坎事件，具有鮮明的標志性意義——“烏坎”是一個不平凡的“坎”，只要穩步跨過這個“坎”，中國社會轉型將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