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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媒體披露，近乎荒唐的宇松鐵路嚴重質量問題得以浮出水面。面對這一事件，人們為錯誤被糾正而欣慰，但更有強烈的后怕和激憤：沒有媒體揭露，此事又當如何?在事情的演變過程中，內部監督、質量監理、招投標制度、安全監管等一系列規章如何陷入“歸零”一般的境地?還有多少車輛、多少生命懸在脆弱的橋墩之上?

　　新聞媒體作為一種外部力量，掌握情況十分有限，從理論上講，其對監督效果遠不如工程監管者來的有效和直接。然而從宇松鐵路調查的情況看，種種監管機制在建設過程中根本沒有發揮作用。從最開始的合同詐騙，將國家嚴格制定的招投標管理辦法變成一紙空文;接下來的違法轉包分包，直接違反合同法、建筑法相關規定;再到現場施工檢查不力，監理單位、監理制度形同虛設;最后是安全質量檢查缺位，根本看不到鐵路建設指揮部的檢驗、督察。

　　不難看到，確保工程質量的種種機制、規定，僅僅因為一句“高層的關系”，就像塔羅牌一般被全部推倒。盡管中間曾經出現過對偷工減料、違法施工的《處罰決定》，甚至連施工工人都提出強烈抗議，但問題鐵路的修建仍在繼續。工程質量出現問題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常的監督機制、糾錯機制失靈失效，更可怕的是讓媒體和公眾成了最后的問題發現者。

　　近年來，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工程建設領域發生的三聚氰胺奶粉等事件，情節十分嚴重，但都是媒體進行調查才予以揭露。其中暴露的政府有關部門的“后知后覺”，企業監督自律的空置，行業規章制度的失效等屢見不鮮。這不是媒體之幸，而是社會之痛。

　　在一個現代高效的法制社會，必須對各種社會主體和活動制訂完善的體制機制，并據此對生產過程進行監督、管理，對違法行為進行約束、懲處。任何一個環節的問題，都必須有負責的監督主體和順暢的監督渠道。如果對種種嚴重的問題視而不見、知而不察，那就是監督機制得了重癥，只能猛藥醫治乃至施以大手術。從這個意義上講，治理失效的內部監督機制，比拆除重建問題橋墩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