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本輪房地產市場調控中，控制房貸利率被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調控手段。在限購政策推出之前，銀行對首套房之外的多套購房貸款，普遍實施了取消利率優惠、提高貸款利率直至取消房貸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比如，限購政策實施后，一些銀行對限購范圍之內的首套房貸，也在基準利率之上再行提高，有的銀行甚至干脆取消了房貸，使剛需購房者難以得到來自銀行的支持。

　　此輪調控的根本目的，是利用政策的力量將投資投機力量擠出市場，防止房價過快上漲。目前各個城市推行的限購政策，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對投資投機性需求和居住、改善性需求作出了區分，對于后者，調控政策雖然沒有明確給予鼓勵和支持，但并未制止，而從調控政策的最終指向來看，這部分需求也受調控政策所保護。但是，當銀行收緊對這部分人的房貸需求時，實際上也壓抑了住房剛性需求，這與調控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相符合。

　　銀行之所以收緊剛性需求的房貸，更多出于自我利益的考量。最近一年來，我國的貨幣政策雖然在提法上是“穩健”，但在實際執行上已趨于從緊，不斷提高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使一些商業銀行的可放貸資金日益緊缺，以至不得不壓縮房貸。在以往的房地產市場中，房貸曾經是商業銀行的優質資源，尤其是那些腰纏萬貫的房產投資投機者，基本不存在還貸風險，銀行很樂意向他們放貸，以分享房價上漲的利益。但就目前來說，由于銀行放貸的對象只能是剛性需求，而這部分購房者大多并非高收入者，他們對銀行房貸的依賴程度很高，持續還貸能力也存在風險，銀行對此顯然有所防備。

　　由于市場化程度不夠高，銀行的經營在很大程度上還受政策保護，這保證了銀行在市場中只贏不輸。民生銀行行長洪崎最近在一次論壇上表示，“中國銀行業一枝獨秀、利潤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點為富不仁的感覺，所以我們有時候利潤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洪崎的話說得很坦率，也道出了銀行業的真實狀況。銀行的這種高利潤并不完全是在市場競爭中得到的，而是在政策庇護之下的一種“制度性紅利”。社會給予了銀行支持，銀行就應該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那種以市場調控為掩護冷對限購政策許可范圍內房貸需求的做法，與銀行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不符。如今，將首套房貸利率調整到基準水平，正是銀行社會責任的回歸。

　　當然，銀行房貸政策的松綁，并不意味著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轉向。調控仍然必須堅持，但調控決不是為了消滅市場，而是要讓這個市場回歸理性，讓居住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得以滿足。從這一點來說，包括房貸、稅收等政策向剛性需求購房者傾斜，正是調控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