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時候《中國青年報》有評論講到：在某縣法院的中層干部競爭上崗演講會上，競爭者無不以當選后完成若干創收金額為首要保證，該院領導表示，此乃發展“執法產業”需要云云。這種“執法產業”絕非個別現象，在一些地區甚至已成主體產業，除公、檢、法之外，工商、環保、審計、土地等部門也是“執法產業”的大戶，其特征是以案件或行政指標為資源，以執法或行政審批為手段，如公安部門通過內線聚眾賭博以收繳賭資、通過妓女拉客下水以罰款，工商部門拖辦工商登記同時以無證經營為由進行經濟處罰……各顯神通，籍此為機關乃至為地方廣開財路。央視”焦點訪談”報道：黑龍江克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縣檢察院年經費總共不過50萬元，卻建成兩座門面堂皇的辦公樓和宿舍樓，哪來的錢?罰款!可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檢察院根本沒有罰款的權限!該院院長承認：“利益驅動，克東縣檢察院做過違法的事情，如越權辦案，(對嫌疑人)超期羈押，或者先拘留后立案。”

　　這不是腐敗，又是什么?

　　官員個人以權謀私‘周然是腐敗，但機關集體如此以權謀“公”不也是腐敗?在通過濫用權力以攫取非正當利益這一最關鍵特征上，二者實為一丘之貉，區別僅在于前者是直接中飽私囊，后者是集體分贓；“執法產業”不過將腐敗變得公開化、日常化、官方化，也就是將私有化的腐敗變成公有化的腐敗，如此而已!

　　現時輿論的焦點都在以權謀私的腐敗上，但這種以權謀公的腐敗，其實是更壞的腐敗。

　　首先，以權謀私是個人犯罪，有犯罪主體，仍可能懲罰罪人，罰沒贓款；而以權謀公卻是集體犯罪，也就是機構犯罪，沒有明確的犯罪主體，一般較難受到法律懲治。無法懲治的腐敗豈不是更可怕的腐敗?腐敗的公有制性質使這種腐敗行為制度化了，這對行政體系和社會的腐蝕和破壞作用更大。

　　其次，以權謀私多是通過受賄方式，即消極地接受不正當利益，以利于賄賂者達到獲取非法利益的目的，這種行為未必有明確的個體受害者(最終遭受損失的是國家和人民)，可謂腐敗者和賄賂者皆大歡喜的雙贏結果；而以權謀公大都是通過非法的執法方式積極地攫取不正當利益，使執法的主體得益，使接受執法的對象受損，這就造成了明確的個體受害者。人民受損害不是比政府受損害更可怕嗎?而且，作為個體的人民所受的損害總是雙重的：不僅是錢財方面無辜遭受剝奪，肉體乃至心靈也不免創巨痛深。

　　對于造成政府損失的以權謀私者，政府還可能大開殺戒；但對于只造成人民損失而未造成政府有形損失(政府的損失是無形的信譽損失)的以權謀公者呢?

　　有新聞報道為證。還是《中國青年報》栽：安徽利辛縣孫廟鄉干部林明、袁志東、李鵬等人，私設牢房，以種種任意罪名拘禁、毒打二百余名鄉民，交錢后才放人。據司法機關調查，被拘禁者沒有任何違法行為。而當地法院對這幾名干部的判決，不過有期徒刑一至三年，且都是緩期執行。這是較極端的事例，不那么離譜的類似現象就更普遍了。隨手單一例，廣州《新快報》載：一外來工在買銷贓自行車時被捕拘禁43小時，最后結果是：“叫你家送6叩元錢來，你就可以出去!”對方沒有給任何票據。人放出來，就不錯了，還想有什么結果?

　　如果說以權謀私的腐敗是巧取，是暗偷，則以權謀公的腐敗就是豪奪，就是明搶了。那些收錢放人的鄉鎮干部或公安機關，與強行勒索的黑社會大佬有何區別?(胡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