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的法律對如何保護證人規定得過于籠統，許多證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國每年發生的對證人、舉報人報復致殘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現在的每年1200多件。由此來檢視，我國法律在對待證人問題上，存在明顯的權利義務不對等不公平現象。

同時，社會中發生的對證人的每一次的報復現象，都是對社會正義的一次打擊。所以，在力量上明顯處于弱勢的證人，需要國家的公權力給予保護。如果證人的生存權利與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即使百姓都懷有一顆善良正義之心，但以后誰還敢冒著生命危險舉報犯罪線索，或在訴訟中作證？

目前，美國、英國、德國、新加坡等國家都有單獨的《證人保護法》和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如美國規定“在每一個案件中根據具體情況用一切有用的方法為證人提供保護”。雖然，在近年來的“兩會”上，有關制定專門《舉報人保護法》和《證人保護法》的提案或議案多次被提出，也得到了不少的關切，但多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但毋庸置疑，證人是維護法制的證人，證人之所以作證，是盡義務和對法律的信仰。因此，保護證人是法律必須承擔起的公平正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保護證人，我們的法律體系既要嚴謹，更需完善。如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要求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等幾類案件中的證人保護，雖然體現了對證人的保護要求，但應看到，當前不少證人受到打擊報復，卻不僅是在這幾類犯罪案件中突出，不少腐敗案、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中，證人受到打擊報復并不鮮見。因此，保護證人必須突出最大的覆蓋面，突出事前、事中的全程保護，來呵護“時代的良心”。

要知道，如果有關保護證人的立法不完善，出現有些證人可以被保護，有些案件中的證人不能被保護，勢必會降低民眾對司法的信心。而如果由此導致一些證人為避免高風險代價而“失語”，就會對訴訟中的證據制度和法治社會的公平正義產生沖擊，進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會秩序。因此，證人保護制度理應覆蓋所有證人，而不應有案件性質的區別。

同時，我們的法律語言也必須明晰、準確，同時要體現對證人的保護法律強制性。比如草案中“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保護措施”中的“應當”，我以為應改為“必須”，這樣才能強化司法機關保護證人的法律責任和義務。總之，加強對證人權益的保護，立法有責任，司法機關更要履行職責。只有用法律保障證人不再“戴著鐐銬跳舞”，在法制社會中才可能有更多的人站出來張揚 “時代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