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散文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擅長連類例比，以比喻的手法說理論證。
    這可以說是一大優點，因為用這個方法，可以把道理說得淺顯明了，而譬喻之生動形象，更便于人接受理解。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卻又是一個大毛病，即容易造成邏輯混亂，貌似喻義精當，實則引喻失當，表面上論辯得環環相扣，根本上卻毫無聯系乃至偷換概念。
    比如這篇屬于先秦諸子散文的《非攻》（蘇教版高中語文第三冊），就具備這個鮮明的特點。在此，我不打算分析它怎么生動形象，怎么易于理解，只分析一下其邏輯上的問題。
    在對“不義”進行論證的過程中，墨子所采用的即是連類例比的方法，并且從小到大層層推進：一人入園圃竊桃李，因其虧人以自利，故眾人非之，為政者得則罰之；進而，攘人犬豕雞豚者，虧人愈多，不義亦甚，罪則益厚；至于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至于殺無辜之人，拖其衣裘取其戈劍者，理則據此自明，不必多論了。
    闡述“不義”之行的罪與罰，至此，邏輯上還是站得住腳的。考試大整理可是接下來，邏輯上便有了漏洞，卻并不容易為人所察覺，但是，只要運用最基本的邏輯概念分析一下，就會十分明顯。
    先看文本，在列舉并分析以上“不義”之行后，墨子總結道：“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緊接著，話鋒一轉：“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這種轉折很容易給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思緒上會覺得豁然開朗。而實際上，墨子先是偷換了概念，把偷雞摸狗、殺人越貨、攻城略地這些在性質上有很大區別的行為，定性為一，等量齊觀，混淆了性質完全不同的社會現象，把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概念化同一化，只為了能夠推論出自己的觀點；繼之，又以個別代替全體，一個“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就以假設之辭造出了一個假想敵，迅速占領了道德上的制高點，開始了大義凜然的質問：“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自先秦以降，這種以比喻代替說理的思維習慣，逐漸成為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思維，越是后來，這種比喻夸張的說理方式越是運用得汪洋恣肆縱橫捭闔，無論是《莊子》、《韓非子》還是《孟子》，更無論是韓愈、柳宗元還是歐陽修、蘇軾，乃至直到魯迅，也最擅長使用“比喻論證”的手法寫雜文……真是一以喜一以悲。
    以比喻手法說明某個道理其實是一種幼稚的方法，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論證。如果不把道理打個比方，不用淺白形象的方式說出來，我們就不愿意甚至不能夠接受理解，這只能說明我們思維力的不足。我們越來越懶于思考，越來越流于表面，越來越傾向于投機取巧，以淺俗熱鬧而嘩眾取寵，非但沒有多少自省自察，反而樂此不疲引以為傲。掩卷思之，可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