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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醫學的歷史地位及影響

來源：網絡發布時間：2009-09-27

　　關鍵詞：新安醫學　徽州文化　歷史　地位　影響

　　摘要：本文對新安醫學在中國醫學史、中醫學說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響加以評述。新安醫家將儒、易等學說援入醫學，既發展了醫學，又豐富了徽文化。新安儒醫及其眾多著作對中醫學、徽州域外醫學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新安醫學是祖國醫學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史料考證、統計，自宋代至新中國建立前，“徽州府”卓然成家者820人，其中421人撰集匯編醫籍約730種。醫家之眾，醫籍之多，“在以地區命名之中醫學派中，堪稱首富”。［1］大量的專家、學者通過近20年來對新安醫學發掘、研究、整理、發表的文獻資料，證明了她在中國醫學史、中醫學說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故有學者稱新安醫學是明清時期中醫藥學的“硅谷”，［2］這是對新安醫學歷史地位恰如其分的評價。新安醫學又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安醫學的繁榮有明顯的地域特色，離不開徽州文化。新安醫學受徽州文化的影響，其發展、興盛又拓展了徽州文化的內涵，弘揚了徽州文化。

　　新安醫學的歷史地位是世所矚目的，其影響是巨大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新安醫學的歷史地位

　　新安醫學在中醫藥學領域諸多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中醫學術發展的理論及臨床諸科方面都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大量的醫家不僅被徽州地方志及所遷徙、客寓之處的地方志所載，而且有的醫家被史書所載，如《明史·方技傳》稱：祁門汪機等四人，“皆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新安醫籍多被重要的醫籍文獻工具書著錄，如《中國醫籍考》收輯醫籍三千數百種，其中新安醫家63人達到139種。［3］新安醫家受徽州文化、學術影響。將儒學、《周易》等學說援入醫學，既發展了醫學，又豐富了徽州文化。

　　1.發展中醫學。從已發掘、整理出的有關新安醫學方面的資料與中醫學史比照研究，不難看出，新安醫學在中醫史及中醫學術發展史的諸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些是開創性或領先的。

　　在醫學史價值方面：南宋歙縣張杲將文獻所記的歷代名醫生平、著述、醫案匯為《醫說》，對保存和傳播古代醫籍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張氏之前雖有唐代甘伯宗的《名醫傳》，但原書已佚，故《醫說》可視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載有大量醫史人物傳記和醫學史料的專著。明代歙縣江于1549年編成的《名醫類案》，上采扁鵲、倉公、華佗，下迄元、明代諸名醫經驗，是我國第一部輯錄歷代醫案之專著。明代歙縣吳昆將古方700余首進行考訂，而為《醫方考》，是我國第一部較系統注解醫方之專著。祁門徐春甫于明代嘉靖、隆慶年間在京聯系名醫46人，成立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醫學組織“一體堂宅仁醫會”。清初休寧程邦賢之妻蔣氏（歙縣人）施行新生兒先天性肛門閉鎖術，早于詳細記載此種手術的《簡明醫彀》。清代歙縣程文囿1826年著《醫述》，采集諸書之眾，分類之明，實用之切，出處之確，為醫界所崇，可視為開節錄諸醫論先河之巨著。［4］

　　在中醫學術發展的地位上，自漢代末年《內經》等中醫經典著作相繼問世，中醫理論體系即基本建立。金元時期劉完素、李杲、張從正、朱震亨分別發揮《內經》等學說，被后世稱為“四大家”，形成中醫界重要的流派。清代新安遷徙至蘇州的葉桂繼承發展了劉完素的寒涼學說，總結發展而成為溫病學派的中堅，又稱“葉派”。清代歙縣張節、婺源余國又發展了劉完素的“傷燥說”，補充了燥邪的臨床辨治。明清時期祁門汪機、休寧孫一奎、歙縣程從周、吳楚、鄭重光等繼承李杲脾胃學說及朱震亨的滋陰特點，匯通為溫補培元流派。明代祁門王繼承發展了張從正攻下治疾的特色，于隆慶年間為御醫時深受皇家好評。明清時汪機、歙縣程充、方廣曾對朱震亨著作作過整理、編纂，而為《推求師意》、《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等，這些著作是研究朱震亨學說的重要參考書。明代歙縣方有執晚年著成《傷寒論條辨》，倡“錯簡”，言“重訂”，對《傷寒論》作了創新編次，傷寒學派始有流派之爭。清代歙縣吳澄于1739年著成《不居集》50卷，率先在虛損病中倡言外損，并首先提出治虛損宜“理脾陰”，屬中醫脾胃學說中《內經》強調脾胃的作用、李杲重視脾陽、吳氏補充脾陰的三個里程碑之一。汪機首倡溫病不僅由伏邪引起，新感亦可致病；又倡外科病常本于內因而從內治。清代歙縣程鐘齡《醫學心悟》首先提出“寒熱、虛實、表里、陰陽”為辨證之法，發展為后世中醫規范辨證的“八綱”說。［5］清代歙縣鄭村“南園喉科”鄭梅澗及其子鄭樞扶發揮白喉病因病機屬陰虛肺熱，創“養陰清肺湯”治白喉，撰寫了第一部喉科專著《重樓玉鑰》，矯正了時醫治白喉非辛溫發散即苦寒降瀉之弊，為醫界所稱道。

　　據黃山市“新安醫學研究中心”提供的統計資料，現行的中醫院校統編的13門重點教材里，計引新安醫家數34人次，占12.3%；引新安醫籍6部，占19.3%；引用新安醫家醫籍中的醫論543條次，占9%；引用新安醫家所創方劑215首次，占14%.可見新安醫學在中醫史及中醫學術中的重要地位。

　　2.弘揚徽文化。新安醫家是一個龐大的、高素質的儒醫群體，他們儒而兼醫或亦儒亦醫、醫而好儒，有著濃厚的文化品味，新安醫家既深受中國傳統尤其是徽州文化的影響，又弘揚了徽文化。

　　新安醫家喜好藏書幾成習慣，不僅藏醫書，經史子集都藏，明代歙縣程云鵬家藏書有1790余卷，并晝誦夜思。清代歙縣吳勉學、程文囿及績溪胡澍等都是嗜書如命的藏書家。

　　為了傳播醫學著作，新安醫家重視刻書，吳勉學家設木刻園，將47種重要醫書刊印，以《古今醫統正脈全書》行世。明末休寧程林將診金收入作為刊書之資。僅據《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統計，2200種左右的醫籍中徽版醫書達270種。［6］

　　新安醫家擅長著書以總結經驗，發展學術。清代歙縣汪必昌以著述為最大樂趣。明代祁門徐春甫編著《古今醫統大全》200卷，約250萬字，無間寒暑凡30年。據統計：宋至清代，新安醫家共撰輯醫書約700種，醫學文獻成為徽州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安醫家著述受新安理學影響很大，在學術上能援朱熹理學的“理在氣中”及《周易》陰陽太極等說以發揮中醫的理論，如孫一奎用太極之說闡發“命門”，倡“不讀《易》不能為太醫”說。新安樸學的治學方法對醫家、醫學的影響也很大，有些樸學家如江有誥、俞正燮等重視《內經》、《傷寒論》等經典著作的考證，從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進行研究、發揮。不少醫家在研究醫籍、撰寫醫籍時都注意“小學”的運用，如胡澍的《黃帝內經素問校義》，重視音訓，運用漢學考據之法，摘錄《素問》中難解的字詞、文句30余條作了考訓。經學家汪宗沂旁通醫學，能為人治疾，撰《雜病論輯逸》，對歷代傷寒之說作了考證，校正、注釋《傷寒論》條文多處。據筆者統計：理學、經學、漢學、樸學家有醫學著作問世，或醫家在理學、樸學方面造詣較高并援理、樸入醫者如：王炎、孫一奎、吳洋、何介、程汝惠、張遂辰、吳日慎、程履新、汪紱、王桂元、李承超、俞塞、詹承恩、吳澄、黃士迪、戴震、王廷桂、余顯廷、胡大、汪南春、俞正燮、程南、胡澍、黃義昭、余殿英、江有誥、汪宗沂等。以上學者，受地域學術的影響，發展醫學，并為弘揚徽州文化作出突出貢獻，使新安醫家在中醫文化領域中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由儒而研醫、通醫者，詩文書畫著作自不待說，新安醫家中很多專業醫生畢生愛好書畫詩文，其造詣亦非常人可及。程文囿有詩抄2卷；程充與族人組成詩社，著《管天詩稿》；清代歙縣鄭沛兼工篆書刻印，承黃山印派之風，得徽派正傳，鐫有《十琴軒黃山印冊》。據筆者統計：工詩文的醫家還有鄭承洛、胡慶龍、黃文達、江庭鏞、李敏、吳楚等百余人，善書畫的有汪南春、程林、巴堂誼等近60人。清代歙縣程芝田書法“米南宮”，又善指墨畫。傳世的醫案著作如《生生子醫案》、《杏軒醫案》等，每一案都稱得上佳文杰作。民國時期間懸壺上海的歙縣王仲奇，不僅脈案精采、處方巧妙，而且處方本身就是一份書法藝術作品。新安醫家深厚的儒學功底，令人嘆為觀止。

　　新安醫家繼承了儒家的好學之德，游歷以求師，或交友結社以研討，或辦學集中以傳授，為中醫教育作出了貢獻。

　　新安醫家受儒學、理學的影響，樂善好施，重義輕利。清代歙縣張思敬曾創藥局以接濟貧苦病人，并出資掘井。明代休寧汪副護捐資筑亭，余正宗變賣家產創辦講院。明代歙縣張守仁常贈方送藥于病人，并留飯饋金。清代婺源張明征路遇久痢衰弱病人，遂令仆背回家中，調治月余而愈，贈路費資助病人返家，且不留病者姓名，以絕圖報，邑人贊曰：“視天下猶一家，救路人如骨肉”。清代歙縣鄭宏綱有一圖章鐫刻：“一腔渾是活人心”，每蓋在處方箋起首處以自勉。［7］新安醫家很好地發揮了取義輕利的美德。

　　新安醫學的影響

　　明清時期龐大的、高水平的新安儒醫群體及他們撰集的眾多醫籍對后世有很大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對中醫學的影響及對新安域外醫學的影響。

　　1.對中醫學的影響。新安醫家重視醫學教育與普及。除師帶徒、家族鏈傳承外，還創辦“一體堂宅仁醫會”，或于“烏聊山館”等學館討論醫學，興“槎溪會課”，集中教授醫學，及文學結社時，好醫研醫者兼論醫學等形式推廣醫學、發展醫學，這在全國范圍內是獨特的，故《中國醫學史》（中醫高等院校統編教材）及地方志中均有記載。新安醫家編著的普及讀物對醫學的推廣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汪昂的《本草備要》、《湯頭歌訣》等既是中醫入門書又是必須記誦的專業書。程國彭的《醫學心悟》對中醫理論體系作了精選、精述，既突出重點又切合實用，故多次再版，影響很大。其書中所述八綱辨證、治病八法及所創方劑，已成為中醫體系的規范內容及被選入中醫專業的教科書內容。清初三大名醫之一的吳謙受政府之令主纂《醫宗金鑒》，于1742年告竣，1749年起清“太醫院”便規定此書為醫學生的教科書。［8］

　　新安醫家注釋的醫學經典著作成為學習、教授、研究中醫經典較好的注本，其中影響較大者如吳昆的《素問吳注》，汪機的《讀素問鈔》，汪昂的《素問靈樞類纂約注》，羅美的《內經博議》，程梁的《引經證醫》，江之蘭的《醫津一筏》，程知的《醫經理解》，胡澍的《黃帝內經素問校義》，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等。

　　新安醫家不僅力求繼承，而且敢于創新，在中醫學術上有所突破。孫一奎倡命門為“腎間動氣，非水非火，猶人身之太極”說，影響很大，后世多宗之。孫氏所創溫補下元治法、湯劑，給其他醫生以影響，故孫氏稱：“歙友每仿予用溫補下元之法。”［9］方有執、程應旄、鄭重光等主《傷寒論》“錯簡重訂”說，開《傷寒論》流派爭鳴之先河，后世唱和者、反對者不斷，又形成新的流派。吳澄主“理脾陰”說，既補充了脾胃學說的內容，又對溫病學派養陰保津學說產生影響。吳亦鼎撰《神灸經綸》，為我國第一部論灸專著，其重灸輕針，糾正了世俗輕灸重針的觀點，又補充了灸法的內容，后世針灸家多服膺其說。汪宏的《望診遵經》系統總結了歷代望診的文獻，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內容詳實的望診專著，使望診逐漸走向規范化。歙縣鄭村的南園喉科鄭梅澗、鄭樞扶治白喉施以創新的“養陰清肺”湯、法，糾正時弊，提高了白喉的治愈率，成為喉科重要流派之一，鄭氏所創方劑也被臨床廣泛選用。清代中葉遷徙到蘇州的葉桂創衛氣營血辨治溫病說等，后世不斷補充，逐漸形成了羽翼《傷寒論》辨治外感病的溫病學派。

　　新安醫學對中醫理論、臨床的影響已如上述，其對中醫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新安醫家重視中醫文獻的研究，他們校注、匯輯、類編醫籍的方法，給當今中醫文獻研究人員以啟迪。在中醫學術研究方面，如新安溫補培元醫家所創的方劑，《神灸經綸》所載的熱病用灸法，汪宏《望診遵經》中望診的內容，鄭氏喉科“養陰清肺湯”及經驗方等，已被科研人員選擇為科研課題進行研究或作市場開發。隨著對新安醫學的不斷發掘和深入研究，其對醫學的影響將進一步得到證實和顯現出來。

　　2.對徽州域外醫學的影響。新安醫家為了生計，亦伴隨著做官、經商的人流而客寓、遷徙外地。正如道光二十三年高學文為汪春溥所著《傷寒經晰疑正誤》作序時稱：“余游江、浙、閩、粵已二十余年，遂聞天下名醫出新安”，外出的新安醫家能很快進入當地的主流社會，行醫、傳播學術，造成一定影響。有的新安醫籍被國外醫籍引用或再版，對國外的醫學造成影響。現擇其要者，簡述之。

　　新安醫家外出行醫范圍與徽人入仕地、徽商經營地有密切的關系，“無徽不成鎮”，故新安醫家的足跡所涉十分廣泛，如揚州、北京、南京、杭州、蘇州、湖州、武漢、蕪湖、慈溪、景德鎮、上海、宜興、淳化等地均是新安醫家遷徙、客寓較多之處。清代中葉遷徙到蘇州的葉姓醫學世家中葉桂倡衛氣營血辨治溫病學說，葉的弟子有吳縣顧景文、華岫云等，顧、華氏再傳葉氏學說，世稱“葉派”，葉氏學說創新、規范了江南多發的溫熱病的辨治，不僅對蘇州醫學產生影響，而且帶動了中醫學體系的發展。明清時期揚州是徽商的集中地，揚州的經濟、文化輝煌與徽州人的貢獻分不開。在明末清初揚州徽商最富有的時候，程應旄、吳楚、程從周、鄭重光等新安名醫先后客寓揚州，他們為人治病，著書，刻書，結社研醫，開藥鋪，樂善好施。程應旄“曾寓揚州行醫。明末甲申（1644年）之變，揚州決戰十日，居民瀕于絕跡。戰后，醫界首返揚州，乃程應旄先生”。［10］據文獻記載，明清時期揚州醫界習用寒涼藥并成為時弊。程從周稱“目擊陰癥似陽，誤服寒涼而歿者不可屢指”，“余乃常用溫中之法而活人多矣”。［11］程從周、吳楚、鄭重光等醫家的溫補學說及治法方藥，糾正了揚州醫界的時弊，故揚州某醫“令子青選為予（鄭重光）門人”。［12］另據吳楚《醫驗錄·初集·下卷》載：“揚州人家，一醫治病，又換一醫調理，以病愈之后，只當輕輕調理，不當復用治病時之峻劑也”，故有的病就治不徹底。又載：“淮揚一帶醫人治傷寒，……只叫病人餓，其中餓死者不知若干。”于是吳楚即時施以治病之藥或囑病人進溫粥以養胃［13］等，用實際療效糾正了揚州民間的俗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新安醫家在其他地域的醫學活動及影響，尚有待進一步發掘研究。

　　新安醫學在國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安醫籍被國外醫籍引用、再版及醫家學說對當時當地研習醫學風氣的影響兩方面。據龔維義［14］、項長生［15］考證并撰文介紹：計有30余種新安醫籍東傳日本、朝鮮。朝鮮于1586年刊行了《醫方考》（國內1584年刊行）等，許浚等編《東醫寶鑒》時引用了《丹溪心法附余》等，康命吉編《濟眾新編》時引用了新安醫籍《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等，朝鮮的《鄉藥集成方》及《醫方類聚》均引入了王國瑞《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的“玉龍歌”一篇。日本刊行的新安醫籍有《醫方考》（刊行2次）、《素問昊注》、《名醫類案》（刊行2次）、《石山醫案》、《本草備要》、《古今醫統大全》、《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傷寒論后條辨》等。日本醫生道三編撰《啟迪集》時，引用了《丹溪心法》，玄醫撰《醫方問余》時引用了《古今醫統大全》等。

　　不僅新安醫籍東傳被翻刻、引用，而且醫籍的學術被當地醫生接受，并不斷推廣，對日本、朝鮮醫學產生了影響。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倡“錯簡重訂”說，發展“三綱鼎立”說，此說被清初三大名醫之一的江西喻昌所接受，喻昌在撰《尚論篇》時大量引用，完善了方氏著作的內容。《尚論篇》及繼承方氏學術的程應旄的《傷寒論后條辨》先后東傳日本，被江戶時期的名古屋醫生玄醫接受，玄醫便大力推廣方、喻、程氏之說，沖擊當時日本醫界流行的“丹溪學社”等時方派，于是古方派（或稱經方派）興起，逐漸盛行，至今經方派在日本仍為“漢方”醫的主流派，可見方氏“錯簡重訂”說對日本“漢方”醫的發展方向影響之大。據日本《皇國醫事大年表》記載，日本之人痘術源于我國清代商賈李仁山傳入，李曾著《種痘術》（日譯名《李仁山種痘和解》），但流傳不廣，未被廣泛采用。《醫宗金鑒》（1742年刊行）1752年傳入日本，日本醫生將《醫宗金鑒》內《種痘心法要訣》精選，以《種痘心法》刊行，1795年日本藩醫緒方春朔在認真研究《種痘心法》的基礎上，結合自己曾用鼻干苗法預防天花的經驗，撰成《種痘必順辨》，日本藩候醫多從其學，于是人痘法漸廣行，［14］可以看出，日本人痘法的推廣，還受到《醫宗金鑒》的影響。

　　新安醫籍流傳廣，影響大，《醫方考》于1584年在國內首刊，1586年就在朝鮮刊行。人痘術在國內始于安徽太平府，太平府包括太平縣、旌德縣、涇縣、寧國縣一帶，與新安接壤，而日本的人痘術由商賈李仁山傳入，新安商業發達，李仁山何處人？與新安商人有無交往？最早的人痘術外傳與新安商業、文化交流是否有關？這一系列問題，也同新安醫學的若干問題一樣，需要進一步發掘、研究后才能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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