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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記者在云南富寧政務網上找到了一份采購手表的公告。采購的是上海牌機械表978只，并規定了在表上刻有“富寧縣十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紀念”和“富寧縣政協八屆五次會議紀念”字樣。采購人員稱，“兩會”給代表發紀念品“很正常”，每年都是這樣操作的。（12月1日 中國新聞網）

    開會發紀念品，其實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不僅是“兩會”或者其他類型的行政會議，企業會議基本上也會“配發紀念品”。從這個角度上看，富寧縣的“兩會手表”的確是“很正常”的，不發手表或許就會發別的東西，總花費也未必會低多少。而事實上，當地政府采購中心工作人員也已經承認，“而且每年都是這樣操作的，去年發的好像是被子什么的。”

    前不久，首次發布的《中國會議藍皮書》指出，目前中國每年舉辦各種會議多達幾千萬個，涵蓋公司會議、政府會議、事業單位會議和社團會議四大類，會議經濟產值近萬億元。顯然，如果沒有“兩會手表”之類“會議衍生品”，近萬億的會議經濟產值從何而來？當“會議經濟”成為一種普遍風氣和公開執行的潛規則，貧困縣的“兩會手表”看上去刺痛人心，實際上有著相當強大的存在基礎。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貧困縣開會發手表不正常或者發600元的手表太奢侈，而在于兩會發紀念品肆意浪費公款，是公款消費過多過濫且缺乏有效監督的另外一層現實注解。僅僅是參會代表委員的紀念品就要花費60多萬，整個兩會下來，巨大的耗費可想而知。關乎公共財政，政府會議經費的預算和列支，原本應該經過人大會議的討論審議，但讓戴著“兩會手表”的人大代表對此去投反對票，怕是難上加難。

    兩會本是一個社會各界參政議政、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平臺，面向代表委員發放貴重的紀念品，將會議異化成“特殊福利”，無疑會直接影響參會人員的“使命感”。就事論事，此次“兩會”恰逢換屆選舉，如此價格不菲的“兩會手表”會不會干擾代表委員的選舉意愿？這不是什么杞人憂天。今年年初，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就聯合發文，明令“不準在換屆選舉期間私自向代表贈送紀念品”。

    如果說貧困縣“兩會手表”背后的公共財政濫用是“因”，那么，精英話語權的潛在濫用就是“果”。這樣的“因果關系”告訴我們，推進透明財政和對于權力的公共監督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