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這場激烈的爭辯，其實是何裕民引發的。作為一本醫學專業雜志《醫學與哲學》編審之一的何裕民在上百篇來稿中看到一名哲學教師的題為《告別中醫中藥》的文章，和雜志主編趙明杰討論后，他打算原文發表，希望在被民族情感、傳統文化重重符號所束縛、很難有所爭議的中醫界內部引起一些討論，構成對中醫現狀的反思。
　　慎重起見，何裕民配發了另外幾篇意見相反的文章明確刊物立場，自己寫了一篇《跳過中西醫之爭看醫學》作為這組文章的開頭。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過于醒目的標題終于還是引發了專業范圍外又一場社會層面關于中醫生死問題的爭辯。
　　這是一百年來多次爭辯的持續，只是中西醫的力量對比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
　　最近一次，27年前，改革開放伊始，在1979年衛生部的廣州會議上，當時力量看上去仍然均衡的中西醫就曾有過一場“誰是主導”的激烈爭論。爭辯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對抗傳染性疾病的斗爭里，“抗生素”和西醫力量居功至偉，自然科學的工具理性動搖了中醫信仰深厚的民間基礎，衛生系統內的官員也明顯出現“中西兩派”。時任衛生部長的崔月犁平衡了雙方意見，以“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針，從表面上結束了這次紛爭。
　　當時何裕民是上海中醫學院一名剛剛留校的年輕教師，他對這場爭論記憶深刻，因為上海中醫學院的師生當年對這場上層論爭高度關注。中醫存廢首當其沖者，是他們這一批青年中醫的前途。五六十年代，西醫技術推廣的同時，國家醫療政策是開展“低成本、廣覆蓋”的合作醫療，這種近似“中醫為體，西醫為用”的中西醫結合式方針的重點是以“投資少成本低”的中醫深入到這個國家基層防疫的方方面面，來應對迫在眉睫的流行病問題。那個年代，中醫被鼓勵，中醫學院廣泛設立，中醫人才井噴式出現。1958年，國內的中醫專業人士超過50萬，到1978年人數大為減少，但仍有近30萬之多。何裕民是他們中的一員。
　　“大家每天都在討論‘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傳達下來’。”何裕民說。中醫失勢，何裕民們的前途和出路的確是更現實的矛盾。況且，中醫和西醫在經濟收益上的分野已經漸露端倪。70年代，廣設中醫的后遺癥也開始出現，醫院和中醫們供多于求，他們又沒辦法參與供不應求的急診市場的競爭，西醫西藥的立竿見影不僅迅速走俏，西醫手術和借助醫學儀器的診療收費也明顯比中醫更好地解決了醫院的生存問題。70年代末80年代初，衛生部高層提出“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被認為是中國醫療市場化的信號之一，盡管當時的國營醫院還未必能從中嗅出未來市場化生存的殘酷，但國家財政逐漸退出醫療領域而帶來的“飯碗”問題，對整個行業，對這些即將進入行業的從業者而言，卻都是眼前的事。
　　現在已經是中醫治療腫瘤界佼佼者的何裕民曾兩次試圖擺脫成為一名中醫的命運，他坦言剛入行時自己對中醫毫無興趣。1978年他從上海中醫學院畢業就報考了上海第二醫學院的西醫研究生，雖然分數上線，他卻因種種原因被調劑到中醫專業，這讓他拒絕了這次錄取，接受了上海中醫學院的留校安排。1979年他報考本校“中西結合專業”研究生，也是為努力使自己的專業與西醫挨邊。
　　何裕民的好朋友、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史博士袁鐘更好地表達了當年這種在青年中醫中普遍流傳的困惑情緒。他認為，疑惑一方面來自現實的憂慮——同為醫生，誰也不甘于在將來的身份上有邊緣和主流之別，另一方面則是價值觀上的劇烈沖突。
　　1975年仍是一名知青的袁鐘被他所在的農村大隊推薦到四川中醫學校學中醫。結果第一堂中醫課，袁鐘上了一半就“憤然離席”了。“恐怕任何一個在基礎教育里已經深受邏輯思維影響的人都會像我一樣感覺到一種強烈的沖突。”袁鐘說，第一節課就是講“陰陽五行”，并且回應和解釋所有醫學概念全部是感覺性描述，這讓他極為不適。“老師告訴你，什么是‘芤脈’，‘如按蔥管’；什么是‘滑脈’，‘如盤中滾珠’；什么是‘澀脈’，‘如輕刀刮竹’。我相信私塾教育出身的人，對這些知識的接受是水到渠成的，但大多數被分配到這個專業的年輕人，這些知識無異于強加。‘陰陽五行’在當時我們看來，都是算命先生干的事。”
　　作為逃避，袁鐘選擇了醫學史方向作為他的研究生專業，“中醫是中國傳統里的活化石。把它當作一種史學現象來研究，我還是能接受的”。同何裕民和袁鐘一樣以懷疑的態度堅守在中醫業的也并不多。袁鐘說，他的很多同學在中醫學校里一心鉆研西醫課程，他們從中醫學校一畢業，就改弦更張了。
　　國家使命和個人命運選擇的多重力量似乎充滿宿命意義地將中醫的命運往1929年那場“廢止中醫運動”的反面推。1929年那場聲勢浩大的“中醫存廢爭辯”中，中醫是勝利者。一小伙西醫的實踐者和推崇者試圖在中國普及推廣西醫標準，他們發現自己的努力很快被強大的中醫力量所擊垮，20世紀30年代雖然“西學東漸”在整個社會是更具號召力和潮流性的趨勢，但遍布這個國家城市和鄉村的大小藥鋪以及儲備其中的藥物仍構成著中醫系統的主體，并在很多地方充滿生命力。中國古老醫學的神秘力量把醫生、藥師、藥商牢固地聯系在一起，醫學家和藥學家使用著共同的語言，和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它們意味著根深蒂固的中醫信仰。
　　而半個世紀以后，如同剛剛闖入陌生的華人世界、以傳教和慈善事業為載體傳播以獲得中醫世界里人們道德好感的西醫那樣，中醫通過竭力迎合西醫標準去適應后者，它在教育傳承方式、醫藥生產方式上幾乎全盤西化以成為現代醫療體系的一員。“很多中醫內部的人想方設法用西醫對中醫進行解釋，試圖證明中醫在現代社會有一個合法的出生證。”何裕民說，實際上，1979年那場爭論之前，現實已經是“爭辯未起，結論昭然”。
　　中醫現代化之道盡管暫時解決了中醫的身份問題、解決了特殊時期的防疫體制問題，卻也將中醫拖入了無窮無盡的爭論深淵。在西醫的激進派看來，中醫是規則的破例者，是現代醫療系統的安全隱患。在中醫的保守派看來，現代中醫又正在成為傳統的背叛者。1979年平衡發展方針終止了一場爭論，卻沒有提供“三者并重”的財政解決之道，也沒有取消中醫西醫由來已久的分歧和深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