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首席科學家李國杰院士在深圳舉行的“2011中國計算機大會”上，痛批低效研究開發，對于大量無用甚至無效的研究，他認為是群體性“糊涂”。據介紹，我國科研投入不斷上升，2010年達到7062.6億元。2009年，全國參與研究與開發活動的人員達到318.4萬人，已是世界上這一領域人力資源投入最多的國家。（12月4日《中國青年報》）

與世界上參與研究與開發活動人力資源投入最多的國家相關聯的一連串數字，讓我們臉紅：一是大量無用甚至無效的研究泛濫，二是科研經費年年增長但成了“分贓游戲”，三是發表論文數量世界第一但引用率低。如此種種，被認為是“群體性糊涂”，那么，是誰制造了這種“群體性糊涂”呢？

李國杰院士說，“我們是否應當反思一下，科研開發除了對個人評職稱和為本單位排名次起加分作用外，能否對整個社會進步真正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在筆者看來，戳穿了我國不少論文為利益而非為真正科學研究而存在的虛假面目。由此出現的后果就是我國大學與科研單位的研發效果不佳，許多所謂的科研工作既不產生新的知識，對企業也沒有幫助。

以論文為例，長期以來，抄襲、拼湊、學術泡沫和學術交易在學術界和知識界嚴重泛濫，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不良影響。由此帶來的不是學術繁榮，而是學術大躍進，學術市場化和產業化。有人明確指出，我國每年發表論文十幾萬篇、專著近萬部，但其中90%沒有什么創新，只是東抄西湊。低水平重復出版，制造論文垃圾，再加上以論文論英雄的學術評價機制使學者淪為生產論文的機器。論文成了為了寫作而寫作，使得學術造假應運而生，買賣論文通過權力和金錢請他人代筆等現象比比皆是。最終助長了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行為的蔓延，也給群體性“糊涂”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群體性“糊涂”背后還有學術研究中“GDP崇拜”的陰影——科研被量化成項目的數量多少和經費多少，論文成了數量的比拼。其實，很多知名學者的一生其實著述并不多。法國研究體細胞克隆兔的研究組在克隆兔誕生前6年的艱苦工作中，從事基礎研究的主要科學家沒有發表一篇醫學論文，而德國著名哲學家伽達默爾的《真理和方法》，盡管對我國學術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該書是在他60歲那年出版的。這些在群體性“糊涂”下，是可以想像的嗎？

面對群體性“糊涂”，應謹防其引發漣漪效應。漣漪效應是由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杰考白？庫寧提出的，定義為一群人看到有人破壞規則，而未見對這種不良行為的及時處理，就會模仿破壞規則的行為。如果破壞規則的人是人群中的領導者，那么波及人群的效應就更加嚴重。就科研工作來說，小事件演化成為大危機，同樣可以稱之為漣漪效應——一種危機同時引發多種危機。在筆者看來，如果認識不到科研中群體性“糊涂”的危害，那么，就可能引發更加嚴重的危機和亂像。

筆者以為，應反思的是，當下科研工作中是否存在著群體性“糊涂”的集體無意識？果真如此的話，我們能在什么程度上阻止群體性“糊涂”背后的漣漪效應擴散呢？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