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國家公務員(新大綱)申論熱點：保增長

保增長必須注意“五防”

姜作培

　　2009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攬子計劃的積極作用下，我們努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國民經濟運行出現了積極變化，呈現企穩回暖的跡象，保增長的整體表現好于預期。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經濟運行的狀況表明，應對金融危機，必須十分注意防止和克服保增長中一些不科學的苗頭性傾向，以推進我國經濟的整體轉型，實現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一防保增長與調結構變成兩張皮的傾向。保增長與調結構，這是我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促進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提出的兩個重要調控目標。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實現這兩個目標的內在統一，做到既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又推進結構優化升級。但目前在保增長與調結構關系處理上存在一些偏差，有的地方出現了重增長、輕結構的傾向，研究保增長速度多，謀劃調結構少，把保增長與調結構變成了兩張皮，這種傾向需要引起警覺。

　　保增長與調結構，兩者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從矛盾方面看，如果就增長論增長，把投資作為保增長的第一推動力，一味通過擴大投資規模，實現經濟的外延式擴張，結果即使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但經濟增長的結構效益是難以提高的。損害持久和高效增長的基礎和條件，這樣的經濟增長也就沒有生命力。從統一方面說，在經濟增長中注意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結構合理化、高級化，方可推進我國經濟健康高效發展。鑒于此，我們不能把保增長與調結構割裂開來，要以辯證思維的方法，統籌兩者之間的矛盾關系，這也是過去的教訓證明了的。我國的經濟結構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有效調整，原因之一就在于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關注的是GDP增長速度，忽略結構調整，結果GDP上去了，結構轉型升級的目標卻屢屢落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必須促進保增長與調結構的內在統一，把調結構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在調結構上下工夫、花氣力。國務院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最后落腳點都放在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上，就充分說明了結構調整在保增長中的重要位置。因此一切保增長的政策舉措都要有利于調結構，不能再為調結構設置障礙、增加困難。千萬不能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么產業都繼續上，這樣做得不償失。要出臺一些既在短期內有利于保增長，又在中長期有利于結構調整的措施，這就需要充分考慮投資的方向、結構問題。

　　二防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相互脫節的傾向。通過擴大政府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是國內外歷史經驗證明行之有效的辦法。為了保增長，今年我國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擴大政府對經濟的投入。但我們又必須清醒地看到，僅靠政府擴大投資，把擴大投資需求都寄托在政府投資上，這是不現實的。政府的財力畢竟有限，絕對承擔不了投資的主要任務和責任。目前的問題是，盡管2008年以來各級政府投資的數量、規模有了較大幅度增長，但民間投資還未相應跟進。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熱情不高，不少民營企業處于觀望狀態。我國民間資本實力強大，現已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占70%以上。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激發巨額的民間資本的活力，無疑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強大的拉動力。純粹靠政府投資帶動的經濟回升，很難形成持久穩定的趨勢，只有當民間資本投資增加的時候，政府的投資才有可能放大它的作用，整個經濟才有可能出現好轉。因此，在擴大政府投資的同時，必須充分利用和組織民間資本的力量，形成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的結合，這在民間資本富裕地區顯得尤為關鍵。

　　在目前國內外經濟環境十分嚴峻的態勢下，要促進各種民間投資者從投資信心不足、過于謹慎的狀態下解放出來，關鍵在于政府積極引導，深化“四兩撥千斤”的制度設計，進一步為民間資本的投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比如在資本進入領域，應實行全面開放政策。打破政府限制，在項目審批、用地政策、稅費收繳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在資金支持方面，應放寬對民營企業的融資政策，拓寬金融空間，為其提供債券融資、貸款擔保、貸款貼息等政策支持等等，唯有如此，政府投資的擴張效應才不會演變成對民間資本擠出的效應，激發民間資本投資的生機和活力，讓政府資本與民間資本各得其所、各展其能，共同刺激經濟全面復蘇。

　　三防政府行政過多干預經濟運行的傾向。面對這場歷史罕見、沖擊力極強、涉及范圍越來越廣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各地政府紛紛在第一時間出手，采用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調控手段，快、準、狠地對當下經濟面臨的困境展開急救。然而也有些地方政府借救市救急為名，出現了對保增長的經濟活動包攬過多、干預較多的傾向。例如有的地方政府較多地干預了一些投資項目的決策，銀行信貸資金的投放，本地企業產品的促銷等等，上述種種帶有明顯行政色彩的政府調控，必然會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由于市場配置資源存在著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確實需要政府必須加強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尤其是在今天，應對這樣百年一遇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各種情況的復雜性，變化的多樣性，發展趨勢的不確定性，前所未有。面對全國上下大規模的救市救急，無疑需要更多地發揮政府的調控職能。但政府作用的某種強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場的作用，更不是回到傳統計劃經濟老路。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已整整30年了，在今天的體制下，經濟運行的諸多環節，均離不開市場機制的作用，主要靠市場配置資源，否則很難收到較理想的調控效果。如果借“救市”和“救急”為名，不恰當地造成政府干預經濟權力的擴張，這無疑會扭曲市場機制和背離市場規律，體制倒退的結果必然帶來經濟運行的低效率、無效率，最終也達不到保增長的預期目的。金融危機源于市場失誤，問題出在市場，最終還是需通過市場來解決。作為受危機影響的國家，擺脫危機的影響也還是需要借助市場作用。因此保增長在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同時，必須十分重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應按市場規律辦事，多引導、少干預;多用經濟手段，少用行政手段，即使用行政手段干預也要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內在要求，這樣才能確保“保增長”的一切行為措施不偏離市場經濟的正確軌道。

　　四防橫向攀比、各地競相爭速度、比政績的傾向。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發現在有些地區之間，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受金融危機影響相近的地區之間，不甘落后，互爭前列，比投資增幅高低，比所鋪攤子大小，比項目多少，最終比增長速度快慢，競相充當率先實現經濟復蘇的“領頭羊”、“排頭兵”。這其中體現的強烈的進取精神和競爭觀念，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但不問其動機何在，一味相互攀比的做法不可取，不可倡導。

　　因為我們國家大，各地發展基礎、優勢和實力千差萬別，即使在同一省、市，市縣之間發展狀況也大相徑庭，如果脫離實際、不顧條件，大家熱衷于橫向攀比，盲目地與其他地區比投資規模、賽增長速度、爭經濟復蘇的名次，其結果勢必會滋生許多嚴重弊端。要防止和克服這種傾向，一方面要求各地政府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從對GDP的崇拜中解放出來，從傳統的政績意識中解放出來，既要有“造福一方”的責任意識，也要有立足全國的大局意識，以求真務實精神將本地區的經濟速度和效益、數量和質量有機統一起來，義無反顧又矢向一致地沿著科學發展道路發展地方經濟、造福一方人民。另一方面，要完善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法紀制約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形成正確的用人導向，幫助和引導干部樹立正確的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