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央行發布《2009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認為國內經濟將在較長時期內繼續面臨外需萎縮的壓力,要進一步加快推動經濟增長向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拉動的轉變。報告認為要進一步完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的薪酬管理,規范津補貼的同時實施績效工資,逐步形成合理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工資增長機制。 國內經濟繼續面臨外需萎縮的壓力,央行建議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實施績效工資,拉動居民消費需求,擴大內需增長,促進經濟發展,“初衷多好”啊。從理論上講,完善公務員薪酬管理,規范津補貼的同時實施績效工資并沒有錯。問題是,公務員既當裁判員,又做運動員,只怕既有津補貼沒有得到規范,又有一筆額外的績效工資入賬。這不是變相給公務員加薪嗎?央行如此關愛公務員,公務員豈不偷著樂?在我看來,擴大內需盡管很重要,但是擴大內需不能不負責任地亂開藥方,更不能違背起碼的社會公平。
對公務員而言,實施績效工資,增加收入,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只是不好意思說出來而已。如今央行已經提出建議,有關部門順水推舟給公務員加薪并不困難。再說,公務員加薪,不同于給水電氣定價,需要開聽證會征求普通民眾意見,如果人大監督缺位的話,不管公務員工作是否有績效,公務員什么時候想實施績效工資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問題是,公務員有權給自己實施績效工資,又有誰來給其他行業實施績效工資呢?除了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績效工資改革正在進行,有望與公務員縮小工資差距以外,其他行業不說實施績效工資,增加收入,剛剛經歷金融危機考驗的當下,能保住基本的工資待遇與工作崗位都不容易。
事實上,在房價高企,教育、醫療費居高不下,水電氣“漲”聲一片的現實語境下,真正感覺收入縮水,工資不夠用,最有切實體會的應是普通民眾特別是那些低收入民眾,而不是公務員,如果說公務員的消費需求應該滿足的話,普通民眾的消費需求又由誰來管呢?
何況,公務員現有工資水平很低嗎?如果說公務員工資低,為何每年那么人(包括不少高薪白領)執意報考公務員?且不說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車這“三公”消費廣為輿論所詬病,公務員完備的福利系統與穩定的工作環境就足以讓人心生羨慕。還有報道說,公務員交通違章可以協調免除扣分,有的地方公務員福利分房正在卷土重來。公務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福利政策保障,央行還在建議給他們錦上添花、實施績效工資,可普通民眾遠遠沒有這么幸福。
本應該給窮人雪中送炭的公共財政政策,如果成了為公務員錦上添花。這恐怕用“贏者通吃”來解釋比較合適。《圣經》的“馬太福音”中有這樣一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央行建議給公務員實施績效工資,正是對這種“損所不足而奉所有余”的“馬太效應”的最好詮釋。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一項系統工程,而分配公平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雖然社會分工千差萬別,社會貧富懸殊不太可能根本消失。但是,從政策上引導社會公平,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應該可以做到。
央行建議有關部門擴大內需,增加民眾福利,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建議給公務員發績效工資刺激經濟增長,是開錯了藥方,違背了起碼的社會公平。給公務員發績效工資雖然只是建議,但是央行的建議遠遠大于草根建議的影響力,而且央行這種擴大內需的思路傳遞出危險的信號。擴大內需政策如何更好引導社會公平分配,值得政策制定者與執行者深思。
如果政府把更多的執政熱情轉移到弱勢群體身上,讓普通民眾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央行再建議給公務員實施績效工資,輿論爭議的聲音或許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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