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沖刺試卷(11)

　　一、注意事項

　　（一）本題本由給定資料與作答要求兩部分構成。考試時限為150分鐘。其中，閱讀給定資料參考時限為40分鐘，作答參考時限為110分鐘。滿分100分。

　　（二）監考人員宣布考試開始時，你才可以開始答題。

　　（三）請在題本、答題卡指定位置填寫自己的姓名，填涂準考證號。

　　（四）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在答題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五）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將題本、答題卡和草稿紙都翻過來留在桌上，待監考人員確認數量無誤、允許離開后，方可離開。

　　嚴禁折疊答題卡！

　　二、給定資料

　　1．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就是特定組織或個人通過一定的程序追究沒有履行好份內之事的公共權力使用者，使其承擔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或法律責任，接受譴責、處罰等消極后果的所有辦法、條例等制度的總稱。問責制雖然是源于西方黨爭的舶來品，但在我國出現、建立和發展，卻是是民主政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反映了我國政治文明的進步。建立和完善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是實踐“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化舉措，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的實現都有著重大意義。

　　2003年非典期間，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在內的上千名官員被問責，宣告我國正式啟動問責制。其后，我國加快了建立問責制的步伐。2004年2月，《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公布，明確寫入了“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官員因涉及“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影響、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應引咎辭職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國務院在2004年3月引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明確規定：“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實現權力與責任的統一。”2005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又進一步將行政問責法制化和規范化。2006年初，國務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問責制列入政府工作的議事日程，并專門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溫家寶總理再次要求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長為重點的行政問責制度。2007年4月4日，國務院第173次常務會議通過了《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第十七屆中紀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強調，積極推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嚴肅追究給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造成嚴重損害的行為。2009年3月召開的國務院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推進行政問責制度和績效管理制度。

　　問責情形有七種：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因工作失職，致使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或者本單位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政府職能部門管理、監督不力，在其職責范圍內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違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有關規定，導致用人失察、失誤，造成惡劣影響的；其他給國家利益、人民生命財產、公共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等失職行為的。

　　問責方式有：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

　　問責對象有：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領導成員，上列工作部門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

　　其他適用人員：鄉（鎮、街道）黨政領導成員，縣級以上黨委、政府直屬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國有金融企業領導人員。

　　問責后果：受到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取消當年年度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

　　2．因處置“6?1７”事件不力，湖北石首市委書記鐘鳴、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職。消息公開后，近日在網上引發熱議。對分別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和直接領導責任的二人實行問責，不但獲得了網民的廣泛贊同和支持，而且為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敲響了警鐘。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對出現“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等７種情形的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石首市委書記鐘鳴、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職，符合規定７種情形的第5種：“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為廣大黨政領導干部上了一堂生動的問責課。

　　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制，意味著從此以后一個地方一旦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等，有關官員因決策失誤、失職、失察等造成惡劣影響的，都必須為此承擔責任。此舉無疑一下子繃緊了各級官員的責任神經，把提高責任意識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擺在了各級官員面前。

　　3．基層是“新官”們發揮才干、實現理想的最廣闊的舞臺。當前，部分“新官”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已經率先超越了“家門-校門-衙門”的發展路徑，走向基層，走向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第一戰線。如清華大學研究生魏華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歐陽卉等，都放棄了機關深宅大院的工作機會，選擇了河南、江西等地的農村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起點。他們也以自己勤奮而優異的工作表現贏得了村民的尊重與社會公眾的矚目，成為時代“新官”的典型。

　　不久前，29歲、擁有清華大學碩士文憑的周森鋒當選湖北宜城市市長，24歲的海歸碩士趙臻出任昆明市委辦公廳廳務委員，這兩則消息都引起全國媒體的強烈關注。然而他們并非特例，昆明市公開選拔60名副縣級干部，當選者有30名屬80后，趙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發布公告，公開選拔215名年輕廳級和處級干部。

　　其實，在周森鋒、趙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壇嶄露頭角。去年3月，28歲的張輝被任命為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今年初，25歲的孫靚靚被任命為共青團泰州市委副書記。雖然沒有確切數字公布，但毫無疑問，在各地黨政機關中，為數不少的80后已經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

　　“選拔優秀年輕干部，是當前完善干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康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說，目前干部隊伍學歷偏低、年齡偏老的情況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選拔年輕干部力度，今后恐怕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為例，前年和去年縣區級黨政領導班子換屆時，要求新班子配備一名35歲以下的干部，有幾個縣區竟然一個都選不出來。現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大多數人出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數。

　　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的問題，已經引起國家層面高度重視。今年2月，黨中央制定下發《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劃》，對新一輪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行部署，這是黨中央首次制定黨政領導班子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規劃。3月30日，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繼續堅持“論德才、講實績、重基層、憑公論”的用人導向，建立領導班子集體和干部個人“辦事檔案”。

　　4．在干部問責上我們有一個慣例，就是眼睛一般都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事故上，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直接關系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關系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對這一類問題當然要問責，而且應該加大力度。但是，如果把問責僅僅局限于這一類“非常態事件”上就過于片面，也不符合干部問責的客觀要求。領導工作表現在方方面面，領導者的領導品質、領導作風、領導能力如何，大量的是通過日常工作反映出來，現在，人民群眾對現實存在的一些干部腐敗、作風霸道、能力平庸等問題無處訴說，從根本上講就是在平時缺乏問責途徑。實行問責工作常態化，就是打破問責范圍只局限于重大事件與重大事故上的誤區，把領導者平時各方面的工作表現都納入問責之中，既追究官員在重大事件、重大事故中的過失責任，也追究他平時工作中各方面的操守表現，特別是領導品質上。所以，如果問責真正達到了常態，一個領導者與工作相聯系的所有方面都有被社會詢問并進而失去職務的可能，那么，各級干部的為官之弦無疑會繃得更緊，為官之責無疑會記得更牢。這樣，也就不會等到一個小芝麻官涉嫌了數千萬元金額時，才引起各方面的覺察和重視。

　　在西部地區某縣，縣委書記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認真算好“政治賬”、“經濟賬”、“身體賬”和“家庭賬”，把一時的貪圖享樂而違反黨紀國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經濟收入、身體精神狀況和家庭幸福進行對比分析，提高拒腐防變能力；要準備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頭腦，保持頭腦清醒和思想的純潔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兩袖清風，第三盆水勤洗腳，保證一生走正道。這一要求做得好。做到這一點，就能加大對貪污腐敗現象的查處力度，嚴厲打擊貪污腐敗、跑官要官、“帶病”提拔等違法亂紀行為；就能加大監管力度，構建完善的監督管理體系；就能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科學民主決策制度、項目推進監管制度、責任問責制度，積極推進制度改革，增強制度的執行能力。

　　有監督檢查制度，就必須有對責任者的常態化問責制，這是建立官員責任感的關鍵。有了常態化問責制，我們就能遏制一些違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繼續進行，就能阻止為了撈取個人好處，無效益投資四處橫行，就能防止幾百萬、幾千萬乃至數億元的為撈好處的投資打了水漂，總之，有了常態化問責制，就能有效防止官員犯罪的現象發生。

　　5．問題官員的復出問題，正在使問責制陷入一種尷尬困境。

　　一方面，官員的復出，不論多么不事張揚，依然招來公眾輿論的強烈反對。其中最扎眼的人物包括甕安事件中的縣委書記、火車出軌事故中的濟南鐵路局長、派警察進京抓記者的遼寧西豐縣縣委書記、在全國哀悼日期間組織公款旅游的山東濱州市工商局長，以及阜陽假奶粉案中的一眾官員等等。他們雖被問責，陸陸續續地卻又另任新職，繼續其“領導干部”生涯，令觀者大跌眼鏡。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處分的國家質監局官員，竟然在處分令下達之前先接到升遷令，被認為是一樁“擊破底線”的詭異事件。“華南虎事件”中的責任官員，問責過后，仍然有“我自巋然不動”的洋洋得意，更是令人產生心理上的反感。

　　另外一方面，官員隊伍中對于問責舉措，也有強烈反彈。最典型的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官員公開對林嘉祥表示同情，認為這是網絡殺人，林只是個倒霉蛋。如此直言不諱，很可能反映了某種廣泛積聚的情緒。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2007年，全國主要行政執法部門被追究責任的有將近6萬人次；2008年，約達8萬人次。在這樣一個龐大群體中，除掉被法辦和被開除公職的之外，會有多少人謀求復出？具體數字無從知曉，但可以相信，絕對不是少數。

　　6．從今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區將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把過去通行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并承諾在阿勒泰廉政網和當地主流媒體上公示官員的“財產申報結果”。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破冰”，首先發端于遠在西部邊陲的阿勒泰，令人頗感意外。但法律專家普遍認為，無論如何，阿勒泰此舉意味著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對推動我國的官員財產公開立法具有積極意義。

　　為防止“老子大官兒大款”的腐敗現象，阿勒泰“陽光法案”明確，官員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撫養的未成年子女，單筆額度在10萬元以上的動產、不動產購置、交易、租賃情況及資金來源必須申報。這意味著，假如某官員購買了一套價值50萬元的房子，或者其太太購買了一輛價值20萬元的轎車，在半年時間內，他必須向紀檢部門說明情況并要講清資金來源。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是刑法第七次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人們在關注這一修改的同時，自然而然地將焦點集中在與之密切相關的另一項制度———官員財產申報制。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時，還要加緊出臺官員財產申報法，這樣才能真正讓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為貪官的夢魘。

　　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十多年，事實上，這項制度也并非完全空白，有一個地方已經悄然試行。頗有意味的是，“破冰”之地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而是遠在西部邊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區。

　　阿勒泰地區紀委書記吳偉平，曾參與多起腐敗大案的調查偵破工作。他說：“目前我國普遍實行的是收入申報，而非財產申報。收入只是公務員財產的一部分，而更多隱形收入才是公務員滋生腐敗的陰暗角落，才是應該申報、公示的關鍵。”

　　反腐專家也認為，“財產”和“收入”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古今中外的大量腐敗事例表明，濫用權力之腐敗通常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至少是澤被一家，腐敗收益通常也同官員合法性工資收入是兩碼事。

　　據了解，我國早期的收入申報制度，基本上是注重申報而忽視公開，申報制度本該具有的監督效力因此大打折扣。阿勒泰出臺的規定明確，凡是“與領導干部職權密切相關的收入都將通過阿勒泰廉政網及當地主流媒體及時全面公開，以接受社會有效監督”。有專家指出，此項規定，實現了由“只申報不公開”到“既申報又公開”的跨越。

　　7．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共的各級領導干部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更替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年輕人”。在中國省部級干部中，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人逐漸增多，外界稱之為中國政壇的“60后精英”，如農業部部長孫政才、河北省省長胡春華、湖南省省長周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等。

　　最早提出干部隊伍年輕化建設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當看到“文革”后復出的許多部門領導大多數已經是花甲老人后，他開始大力提倡培養年輕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廢止領導任職終身制，把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來，保證事業后繼有人。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積極推動年輕干部到基層和艱苦地區鍛煉成長，建立來自基層一線的干部培養鏈，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明確提出“加大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輕干部的教育培訓、實踐鍛煉、黨性修養、作風養成、選拔使用、管理監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8．關于干部年輕化現象，各位專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黃宗良說：“干部年輕化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干部人事制度的發展趨勢。”

　　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說，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鄧小平只是撥亂反正，其實正是他這種高瞻遠矚的眼光，規劃了干部隊伍年輕化的未來圖景，保障了改革開放政策方針的貫徹落實。

　　分析人士認為，當那批從戰場上走上領導崗位的共產黨干部退出后，年輕的繼承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有沒有資格和能力繼續領導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在嚴書翰看來，答案就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寫入黨章的重要理論，為干部隊伍建設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梳理這幾年的脈絡，可以看出，年輕干部的培養、選拔方式不斷創新，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斷提高。”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在干部隊伍年輕化政策為改革開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時，年輕干部隊伍的培養選拔也出現不少亟待改進的問題。

　　年輕化在一些地方被演變為“年青化”、“低齡化”，一些年輕干部缺少基層歷練，成了家門——校門——機關門的“三門”干部。

　　據統計，中央和國家機關廳局級領導干部中，來自高校應屆畢業生的比例高達44．6％，而具有縣、鄉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僅占12．5％，“這種情況長期發展下去，就會增加機關干部脫離實際、官僚化和機關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黃宗良說：“‘年輕化’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年輕化’不等于‘低齡化’。用年齡來‘一刀切’最簡單，但這不是正向的人才機制，會造成人才損失浪費，破壞事業發展。”

　　嚴書翰認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學合理又和諧自然，就要把選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機結合起來，這也符合黨內民主進程的要求。

　　按照嚴書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選拔要得到大多數人贊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備在年齡、專業知識背景、崗位和經歷四個方面有合理的結構。

　　分析人士說，在不久前舉行的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上，除了一貫強調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和“注重實績、群眾公認”之外，中共對年輕干部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比如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信念堅定、思想純潔、基層實踐、注重法治等等。

　　國家反復強調，要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使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形成合理結構，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

　　黃宗良說：“通過不斷完善的制度選拔出來的年輕干部，將具有端正的德行、開闊的視野、良好的教育背景、豐富的基層經驗和得體的形象，將大大增加他們執政的親和力和創造力。”

　　曾有西方的黨派學者發出疑問：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歷經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機？

　　嚴書翰認為有兩條重要原因：一條是中共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另一條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解決好干部這個關鍵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承前啟后、興旺發達，黨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他說。

　　9．官為什么越來越難當？單從國內形勢來說，經濟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新事物、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同時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的難度不斷加大。在這種形勢下，如何跟上時代潮流，提高素質能力，以更好地履職盡責，推進改革發展穩定，是對領導干部的重大考驗。各級領導干部只有不斷地開闊自己的眼界、思路和胸襟，能夠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以寬廣的思路應對各種復雜局面，以寬廣的胸襟凝聚人心，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群眾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才能完成好新的執政任務。

　　官越來越難當，因為針對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越來越嚴格。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黨和國家的各項制度和法律法規不斷健全完善，對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管理監督越來越嚴格規范、透明公開，也越來越要求領導干部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同時，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監督意識明顯增強，希望把公共權力的運行置于陽光之下。比如，近年來問責制度的實施以及互聯網的發展，已經對領導干部形成了強大“壓力”。通過強有力的外部監督以及公眾參與形成的社會壓力與合力，能夠使領導干部在其位，謀其政，負其責，真正做到任務明確，職責清楚，認認真真做事，踏踏實實履行職責，努力減少和避免因為不作為或不當作為，因為失察、失職或瀆職而辭職或被免職，甚至承擔法律責任的現象。行政問責制度的廣泛推行，對于構建權責一致的責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廉潔行政的高效政府無疑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當權力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么一切離結束也就不遠了！”領導干部認識到“官越來越難當”、“當太平官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是一件大好事。它意味著領導干部感受到了壓力和責任，必須不斷學習新知識、積累新經驗、掌握新本領，不斷增強宗旨意識、服務意識、責任意識，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更好地干事創業、推動發展。

　　10．我國新一輪年輕干部培養選拔已經啟動。3月30日，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座談會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對全國31個省、區、市15525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6.5%的人認為中央新一輪干部選拔將開辟優秀年輕干部成長“快車道”，對于兢兢業業在基層工作多年的年輕干部是一個好消息。對于未來的年輕干部，70.4%的人表示“有信心”，其中22.1%的人表示“非常有信心”。

　　據統計，從1982年到2007年，省、市、縣三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分別下降了8.4歲、6.8歲、5.7歲。截至2007年底，全國機關干部中45歲以下的占71.5%，其中35歲以下的占30%。

　　對于我國目前的年輕干部數量，36.6%的人感覺偏少，42.6%的人認為合適，12.0%的人覺得不好說，8.8%的人認為偏多。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肖鳴政，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過去人們多在十五六歲參加工作，通過基層工作歷練，按一定年限，從科級、處級、廳局級等逐級向上提拔，不能越級向上。但現在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年齡多在22歲左右，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畢業時的年齡就更大了。如果還按照工作年限進行提拔，這一批人的黃金時代會很快過去。因此，一些職位的年齡下限應該逐步變小。

　　調查顯示，30.8%的人認為年輕干部知識結構新，具有更開闊的國際視野，更有干勁和活力；27.3%的人認為年輕干部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對國情和民情缺少了解，還需大力培養、慎重選拔；37.7%的人認為，只要是“惟德和才是用”，無論什么年齡都不是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認為，啟動新一輪年輕干部培養選拔計劃有利于打破現行公務員晉升中論資排輩現象，讓整個干部年齡結構更加平衡。

　　11．近日傳出值得期待的好消息：將于今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有媒體預言稱：反腐敗是十七屆四中全會亮點之一。（7月27日《瞭望》新聞周刊）十七屆四中全會尚未召開，媒體就興奮起來，“高調”宣傳十七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喜人消息，令人感慨。為什么十七屆四中全會尚未召開，人們為何就激動起來？而且，為何對十七屆四中全會研究反腐敗如此興奮和激動？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當前擺在我們最緊迫的有兩件事：一是如何在全球金融危機下又好又快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二是如何有效地預防和懲治腐敗。我黨歷來重視干部隊伍的建設，歷來從嚴要求干部的作風問題、廉潔問題、能力問題，歷來警惕干部隊伍出現脫離群眾、追求享樂、以權謀私等問題。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叫響了“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水火不相容”的口號，總書記還曾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黨員干部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干事。但目前，干部隊伍中存在的腐敗問題，已嚴重影響到黨的執政形象、干部隊伍的形象，是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現象，是黨與人民群眾之間一個最不和諧音，也是有可能動搖黨的群眾基礎的一個最大隱患。基于此，人們有理由相信，實質上也可能是一種深切的希望：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必然會也應該會對黨內腐敗問題作出重大決策和部署，真正讓腐敗分子在黨內無藏身之地！四中全會將在社會最期待處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比如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以利于鏟除腐敗。眾所周知，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機制之一，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實行，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反腐敗“陽光方案”。

　　其次，一個不可忽視的環節和過程是，中共中央召開全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同樣也會召開全會，總書記將會出席這次全會，并作重要講話，為今后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指明方向，為反腐敗斗爭吹響號角，給反腐敗斗士鼓足干勁，使之繼續十六大以來的良好反腐敗態勢，把潛伏的腐敗分子一個個清除掉，健康黨的肌體，為建設一個清正廉明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法制秩序作出應有的貢獻。

　　無論是媒體，還是普通人，他們之所以對十七屆四中全會表現極大的關注和熱情，一是緣于他們對十七屆四中全會充滿期待，二是緣于他們看到和關心我黨存在的某些問題，并希望我黨能盡快克服和解決，三是緣于他們渴望清除腐敗，過上公平正義和幸福美滿的和諧社會生活。

　　三、申論要求

　　（一）被問責官員復出現象引起了網民的極大興趣，請概述“給定資料”反映的問責官員復出過程存在的主要問題。

　　要求：緊扣給定資料，全面，有條理，不必寫成文章，不超過300字

　　（二）請結合材料就干部的年輕化問題談談你的看法。

　　要求：觀點明確，分析恰當，條理清楚，不超過400字

　　（三）當前，黨中央刮起了“問責”風暴，你是如何看待此問題的？假若你是一名基層領導干部，你認為應該如何面對“問責”風暴？

　　要求：觀點鮮明，條理清楚，措施可行，不超過500字

　　(四)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就要在在金秋九月召開，大會的主要議程有一項是研究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這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請聯系給定資料，整理自己的思考，自擬題目，寫一篇文章。

　　要求：

　　1．觀點鮮明，內容充實，結構完整，語言生動流暢

　　2．視野開闊、見解深刻

　　3．1000—1200字

　　參考答案和思路點拔

　　一題（290字）

　　參考答案：

　　復出不透明。一些在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受問責的官員，在不久之后又以別的身份重返公眾視野，使辭職、免職成了“避避風頭”、“休息一下”，稍后卻另有任用，甚至被提拔。這給公眾受騙的感覺，民眾易產生心理上的反感。

　　缺乏嚴格的復出制度。對復出的原因、時間限制、程序等都缺乏相關的制度性約束，隨意性太強，消耗了民眾的信任。

　　懲罰力度不夠，不到位。有些官員是帶薪“懲罰”，有些被問責的官員只是道歉了事，事后仍然盤踞高位。象征性的懲罰多于實質性的懲罰。

　　官民對待此問題的“不同心”。一方面民眾要求增加問責官員復出的透明性和知情權，另一方面，官員自身對問責比較反感，認為是他們“倒霉”，沒有理順好其中的關系。

　　思路點拔：

　　本題為概括主要問題題型。

　　問責官員復出存在的問題，可以在材料5中“管窺一窺”。可以歸納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問責官員的“逍遙”，人們不禁要問：問責官員今何在的感慨；二是官民之間對待問責的不同態度。從這個“表象”可以看出來，問題官員的復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建立一個完整的復出機制，隨意性、過場性太濃，作秀成分太多。只要能分析到這一步，答案也呼之欲出了。

　　二題（358字）

　　參考答案：

　　干部年輕化是文革之后，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根據黨內干部老齡化現象嚴重而提出的重大命題。干部隊伍年輕化政策為改革開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出現不少亟待改進的問題，如簡單的把年輕化等于低齡化，年輕干部缺乏基層歷練，成了“三門”干部等。

　　選拔優秀年輕干部，是當前完善干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干部年輕化已成為我黨干部人事制度的發展趨勢，年輕干部的選拔已經進入快車道。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要堅持“論德才、講實績、重基層、憑公論”的用人導向，形成有利于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的選拔機制。不能夠把年齡作為提拔干部的唯一標準，要綜合考慮其德、績、才、體等因素。

　　只有不斷的完善官員選拔制度，將具有端正的德行、開闊的視野、良好的教育背景、豐富的基層經驗和得體形象的年輕干部選拔上來，黨和國家的事業才能夠后繼有人，蓬勃向上。

　　思路點拔：

　　本題為分析題型。

　　干部年輕化的材料，可以聚焦到材料3、７、8、10。從歷史上看，干部年輕化文革后，黨和國家領導人針對干部“老齡化”提出來的重大課題；從現實看，其意義也十分巨大，是保持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的保證，是保持黨用不變色的根本保證；從近期來看，干部年輕化已經進入快車道。“年齡是個寶”，但同時，“年輕化”不等于“低齡化”，要防止一些總拿著年齡說事，不綜合考慮人才的做法。

　　三題（481字）

　　參考答案：

　　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是踐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制度化舉措，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進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廉潔政府的實現都有著重大意義。

　　但是當前問責制度也存在一系列問題，如問責制度不健全、問責的“異化”，如問責作秀或是“丟卒保車”等現象屢見不鮮。作為基層干部，必須做到：

　　首先，正確對待問責制。問責制度有重大意義，問責風暴的推行，可以更好的督促自己做好工作。對問責要心懷“敬畏”之心。此舉無疑一下子繃緊了各級官員的責任神經，把提高責任意識，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其次，算好“政治賬”、“經濟賬”、“身體賬”和“家庭賬”，把一時的貪圖享樂而違反黨紀國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經濟收入、身體精神狀況和家庭幸福進行對比分析，提高拒腐防變能力；要準備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頭腦，保持頭腦清醒和思想的純潔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兩袖清風，第三盆水勤洗腳，保證一生走正道。

　　近年來問責制度的實施已經對我們干部形成了強大“壓力”。通過強有力的外部監督以及公眾參與形成的社會壓力與合力，能夠使我們干部在其位，謀其政，負其責，干干凈凈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思路點拔：

　　分析題＋對策題型。

　　材料1、2、4、5、9都涉及黨政領導干部問責制，其中，有理論性的材料，如材料1，是作答此題的依據性材料和重要的參考材料。材料4和5反映的是其問題，是本題“何種看法”的直接依據性材料。從材料2、4和9中可以找出相應對策。

　　四題（1172字）

　　參考答案：

　　例文1

　　“立信”與“問責”

　　——落實黨政領導干部問責規定，增強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人無信不立”。信乃立身之本、創業之圭，也是行事之基。如果把公權機構比作“魚”，則公信即為“水”；不難想象，“魚”一旦離了“水”則寸步難行。一段時間以來，在某些領域、部門和機構，公信缺失、公信瑕疵而導致的公信力下降，使一些地方干群疏遠，關系緊張，情緒對立，社會矛盾增多。這不僅有損政府形象和聲譽，更影響穩定、折騰發展。

　　在社會信用體系中，公信無疑是肯綮和支柱。公信一旦“動搖”，勢必引發整個社會信用出問題。面對公信領域的突出問題，“立信”應成為公權機構及公職者認真思考解答的“必選項”和“首選項”。

　　“立信”不外乎立德、立言、立功。失德者失信，作為公務人員，理當承迎比普通公眾更為嚴苛的道德標準和質問，理當擁有高度自覺的道德警省與勵樹。失信者亦多失于言。反思一些公共事件，有關方面倘若言必歸真、事必求實，不加躲閃地回應公眾質疑，不加遮掩地還原事實真相，不加偏袒地明辨是非曲直，或不至于激化矛盾、失去信任。無功不立信，群眾喜歡干事者，支持創業者，厭惡濫竽者，憎恨腐敗者。只有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為人民干事創業、為國家建功立業上，才能贏得公眾的信任和擁護。

　　“信”欲“立”，還須“信賞”、“信罰”。相對來說，公權機關信“賞”不是很難，這一點，不妨學學“商鞅城門立柱”、“千金買馬骨”；更為重要的是信“罰”，更難做到的，也是信“罰”。罰生威，罰立信。對“犯了錯”的公務人員來說，根據相關法紀、制度和程序，究其錯，問其責，罰其過，不僅是維護規則、保障公正公平的必須，也是以儆效尤、保護挽救干部的必須，還是重建形象、再塑社會公信的必須。究錯、問責和罰過，務求深究、真問、嚴罰，最忌偏袒包庇、避重就輕、虎頭蛇尾；否則，不足以樹威，不足以服眾，不足以立信。

　　對“失信者”問責，不僅言之有理，擁有強大的輿論支持，還行之有據，有了嚴明的制度保障。不久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國務院對5起特別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做出嚴肅處理，依照有關規定對169名事故責任人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暫行規定》的頒布實施是加強反腐倡廉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領導干部行為規范的重要舉措，對于加強黨政領導干部的管理和監督，增強黨政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更好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依照《暫行規定》嚴肅問責，懲治失信者，立信立威，充分發揮問責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隨著《暫行規定》的嚴格落實，問責將成為黨政領導干部隊伍管理工作的常態，督促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兢兢業業履行職責；而被問責干部的重新任用必將變得公開透明，某些地方一度“動搖”的公信，也必將在這“常態”的問責中回歸其本來的位置。

 例文2

　　加強干部能力素質建設 開創科學發展的新局面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要著力提高各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領，努力把各級黨組織建設成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堅強堡壘、把干部隊伍建設成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骨干力量，為推動科學發展提供堅強組織保證。”領導者的能力素質與推動科學發展具有緊密的內在關系，只有進一步加強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能力素質建設，才能不斷推動各項事業的科學發展。

　　領導干部是推動科學發展觀的關鍵所在。黨員領導干部的能力素質，直接關系到本地區、本部門和本單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成效。要實現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目標，既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作保證，也需要領導干部具備高度的政治覺悟、旺盛的工作熱情、務實的工作作風，但歸根結底，需要領導干部具備過硬的能力素質。當前，我國既處于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又處于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較大、面臨困難和挑戰較多的時期，特別是最近國際金融危機呈現持續蔓延之勢，一些國家和地區相繼暴發甲型H1N1流感疫情，這些都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隊伍的能力素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考驗。能不能實現“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各項政策措施，關鍵在于各級領導干部是否具有應對風險、化解矛盾的能力。可以說，沒有過硬的能力素質，再科學的理論、再美好的藍圖、再健全的制度都是無法實現的。

　　當前一部分黨政領導干部的能力素質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期待不相適應。特別是只顧片面發展不講全面發展、只重顯績不重潛績、只顧短期政績不顧長遠目標的問題較為突出。這種狀況如得不到及時解決，領導干部能力素質上的“短板”，就會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瓶頸”。

　　提高領導科學發展的能力素質，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漸進的過程，沒有秘訣可尋，更沒有捷徑可走。那種淺嘗輒止的學習、“速成式”培訓、蜻蜓點水式調研，都是無法有效提升能力素質的。唯有以孜孜不倦的精神、以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氣、以求真務實的作風，才能全面深入持久地提高推動科學發展的能力。具體來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一要把牢記使命、強化責任作為提高推動科學發展能力素質的強大動力。使命強化責任，責任呼喚能力。黨政干部是推動科學發展的重要組織者和積極實踐者。領導干部只有具備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提高能力素質才會有無窮的動力。要牢記肩負的職責使命，不斷強化“領跑”意識，始終抓住能力素質這個關鍵，努力打造領導科學發展的過硬本領。

　　二要把抓緊學習、刻苦學習作為提高推動科學發展能力的基本途徑。各級領導干部都應該成為學習的表率。每一名領導干部都要始終保持緊迫感，自覺把學習作為經常的、不間斷的任務，當成人生目標、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融入工作、融入生活，推動學習工作化、工作學習化，既要學習理論，又要學習履行職責所必需的各種知識，做到博采眾長、厚積薄發，不斷增加知識儲備，改善知識結構，提高領導水平和能力。

　　三要把深入基層、躬身實踐作為提高推動科學發展能力的最好平臺。在實踐中接受鍛煉，經受考驗，增長才干，歷來是我們培養和造就干部的重要途徑。領導干部要主動深入到艱苦的基層去鍛煉，到改革發展的前沿去鍛煉，到矛盾困難集中的地方去鍛煉，才能更快地提升能力、增長才干。

　　四要把問計于民、求智群眾作為提高推動科學發展能力素質的不竭源泉。人民群眾中蘊涵著無窮的智慧和力量，只有真正放下架子，善于向群眾學習，敢當群眾的小學生，才能彌補能力素質上的不足。要牢固樹立群眾觀念，把群眾當成最高明的老師，始終與群眾站在一起，深入到群眾中，廣開言路，廣集民智，廣納良策，做到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最大限度地凝聚群眾力量、集中群眾智慧、引領群眾實踐，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進步中不斷提升推動科學發展的能力和素質。

　　例文3

　　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反對腐敗的一劑猛藥

　　新疆阿勒泰地區于今年元月初一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把過去通行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近又聞即將在金秋十月召開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要把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作為新的制度性安排，以滿足廣大人民對反對官員腐敗的新期待。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機制之一，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實行，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反腐敗“陽光方案”。我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從1988年立法動議至今，雖然民間的呼聲日漸高漲，卻仍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推動與落實。如今，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已經成為重要的公共議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及其理念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是權力接受社會監督的必然。

　　嚴格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有三個重要特點或環節：一是具有公示環節，二是對于申報內容進行審查的環節，三是對于謊報、瞞報行為進行懲治的環節。但是，干部誠實信用失缺的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監督主體認識不清，最主要的監督主體(人民群眾)沒有參與其中；沒有建立全民信用卡制度，由此加大了干部財產轉移、瞞報的可能性，并削弱了銀行的監控作用。少了內容審查和結果公示這些環節，出現了一個人為設置的盲區，使得干部收入申報這項本該發現問題、預防腐敗的制度，成為不透明的和缺失必要環節的暗箱操作制度。

　　鑒于目前建立我國制定財產申報法的條件還不具備最基本的條件，在真正意義上的財產申報法出臺之前，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資源，通過增加環節來完善現有的干部收入申報規定。

　　具體而言，申報對象可以逐步擴大到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就國家工作人員來講，除了對他們進行任職、離任時的審計外，還應要求他們在任職前、任期間、離任時對自己和家庭的財產進行如實申報，其申報范圍可依具體申報對象的工作性質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規定，其具體操作除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外，可逐步交由銀行執行或監督。

　　為此，可以增加三個環節：一是審核環節，即審查核對環節，通過檢查核實申報內容；二是公示環節，申報結果的公示范圍可以視條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擴大，可以先做到同級公示，即在班子內或同級干部中公開，由人大產生的干部的收入申報在人大中公示；這里不應有“秘密申報”部分，也即不應有暗箱操作部分；三是追究環節，根據檢查結果，對于不如實申報收入，或瞞報、漏報、謊報者做出嚴肅處理，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于多次謊報者應免去其領導職務；四是信用記錄環節，對于是否如實申報的情況應記錄在案。建議各單位紀檢監部門有必要對現任干部任職以來歷次收入申報記錄進行一次大檢查，使檢查結果進入干部信用檔案(所以必須先建立干部信用檔案)，以供組織部門任免干部時參考。

　　總之，干部收入申報應在陽光下運行。陽光是最好的反腐劑。我們期待著在條件成熟之時出臺已呼喚了十多年的《反腐敗法》，并專設章節對于官員財產申報作出明確而完善的規定。

　　思路點撥：

　　新疆阿勒泰地區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廣泛的熱議。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3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9月召開十七屆四中全會，主要議程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瞭望》新聞周刊也撰文指出：“社會也期待，黨能夠充分運用一切有利于鏟除腐敗的成果，比如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等。有理由相信，四中全會會在社會的最期待處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

　　財產申報制度是個比較專業的話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人民福祉、國家強盛為唯一利益取向的政黨，因此黨與腐敗水火不相容。這也是全社會對黨的一個共識。當然，社會十分期待黨在反腐敗上有更有效的辦法出臺，在保持對腐敗“零容忍”的前提下，著力研究讓干部“不能腐敗、不敢腐敗”的預防制度體系建設。其中，財產申報制度便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反腐猛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