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我國耕地的紅線是18億畝，而去年耕地的總數是18.26億畝，已經接近紅線。今年兩會上，農業部副部長危朝安指出：“我們是有信心的，耕地18億畝的紅線，將會嚴格守住，也應該守得住。”反對堅守耕地紅線者則強調：耕地只是生產要素的其中之一，還得有人愿意干才行。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種糧食不賺錢，農民不愿意種地，保障“18億耕地紅線”又有何用?

　　反對者的質疑是現實的，從數字上保障耕地紅線有何意義?如今近3億農民變成了“流動+留守”人員，“耕地紅線”顯然已被從下而上突破，“嚴守”早已名存實亡。

　　2. 被貶值的城鎮化

　　今年3月25日，聯合國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09年卷進一步指出，中國已進入城鎮化加速時期，預計到2020年，將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則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中國的城市(鎮)化，其預期是在立足“三農”的基礎上擴大城市規模，改善中國農村的發展水平和農民的生活品質，但其并不僅僅意味著豐功偉績，我們更應該深深思索其背后的血色問題。因為制度、執行和一些現實問題，廣大“被城市(鎮)化”農民深受其害，相當部分“流動人員”正是由城鎮化而來，城鎮化事實上已構成對農民的第二次掠奪。

　　另一方面，在城鎮化鞭長莫及的角落，更多“流動+留守人員”，固守著農村的貧窮。“386199”部隊戰斗力的低下，注定了其所“占據”的廣大農村不僅難以“與時俱進”，甚至只能勉強維系生存。此情此景，足以令城鎮化黯然無光。

　　3. 留守的未來“經濟結構調整”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副司長盛來運指出：加大結構調整，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是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必須堅持的戰略。當前，利用市場的倒逼機制，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要實現三個目標：一是由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轉變;二是由工業帶動向一產、二產、三產協調拉動轉變;三是由過度依靠資源消耗向依靠技術、管理、創新方面轉變。

　　4. 被“搶空”的強農惠農政策

　　2004年～2009年，中央已連續出臺6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強農惠農政策密度之大、力度之大、突破之大，前所未有。在這樣的深切關懷之下，“流動+留守”人員問題卻越演越烈，難以索解。

　　近期曝光的一個案例似乎透出了冰山一角。今年年初，義烏市委組織部接舉報稱：一些公務員為“當農民”，把戶口遷到農村。原來，他們看中的是農村戶口所附帶的征地補償費、集體經營分紅等利益。在公務員“爭當農民”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驅動，可最終損害的卻是農民的利益。

　　與民爭利不僅是農民貧困之源，也是強農惠農政策難以落實的巨大阻礙――就算中央的政策落地，在強勢搶奪之后，惠及農民還剩幾何?這樣的現實決定農民脫貧難以樂觀，“流動+留守”群體的困境依然無解。

　　未來或已“流走”早在2008年，全國婦聯統計全國留守兒童約4800萬，今年，農大的統計顯示數字已降到2000萬。除去誤差，下降的趨勢不容置疑。這顯然不是“計劃生育”的偉業，而是因為這兩年來更多的留守兒童加入到了流動大軍。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反之亦然。

　　如今流動人員在為生存打拼，留守人員則守望著貧窮，這種現實構成了“反之”的危險前提，但也明確指出了中國走向國泰民安的出發點。